2017年11月2日，白宮正在舉行一場新聞發佈會，特朗普宣佈全球半導體巨頭博通將把其總部從新加坡遷至美國賓夕法尼亞州，隨之而來的是博通200億美元的年營收以及用於研發和製造的100億美元投資承諾。

彼時，特朗普剛上任美國總統還不到一年，陳福陽的這一舉措讓他成爲了特朗普政府的座上賓。

在特朗普的盛讚中，陳福陽走上演講臺，一羣白人的圍繞下，陳福陽把話筒調到適合自己的高度。他操着一口流利但帶有東南亞口音的英文說：“我的母親從未想象過，有一天她的孩子會站在白宮的辦公室裏”，言語中流露出的是他的驕傲和野心。

此時的陳福陽意氣風發，因爲他知道自己握着的不僅是白宮的演講臺，還有博通的未來。其樂融融的搬遷計劃背後，是陳福陽企圖通過弱化地緣政治影響從而吞下博科和高通的暗流湧動，儘管他在演講中不斷表示遷移總部是爲了回饋麻省理工、回饋美國。

2017年，陳福陽在美國白宮發表演講

七年後，陳福陽帶領下的博通再次成爲了全球關注的焦點。

博通2024 Q4的財報顯示，其AI收入增長220%至122億美元，並預計2025財年第一財季AI產品收入將同比增長65%，超出外界預期的財報數據讓博通的股價應聲大漲超過24%，正式進入萬億美元俱樂部，超越臺積電，成爲行業裏僅次於英偉達的存在。

半導體行業市值排名

博通“出圈”的背後，是陳福陽對金融槓桿的運籌帷幄。不同於黃仁勳一手建立起自己的企業，也不像蘇姿豐一樣臨危受命，陳福陽的故事是帶領博通從一個巔峯走向更高的巔峯。

01.工程出身，陳福陽走出「財務人生」

1953年，陳福陽出生於馬來西亞的華裔聚集地檳城。他的家庭並不富裕，這也讓他人生的前十八年與往後對比略顯蒼白。正如他所說，是麻省理工的全獎錄取才讓他有機會踏上赴美求學之路。

事實證明麻省理工做了一項回報率很高的投資，自2017年以來，陳福陽和妻子已經向麻省理工捐贈了兩億多美元，創建了6個研究中心以及多個獎學金項目。

陳福陽在麻省理工主修機械工程，在連續獲得學士和碩士學位後，又去哈佛大學上了MBA。師妹蘇姿豐同樣畢業於麻省理工，而她的選擇是攻讀本專業博士學位，探究技術的邊界。不同的選擇把故事引向不同的結局，蘇姿豐成爲“半導體技術女王”，而陳福陽成爲“半導體併購之王”。

瞭解巨頭的財務運轉模式似乎比鑽研技術更吸引陳福陽，從哈佛畢業後，他先後加入了通用汽車、百事可樂兩家美國傳統行業巨頭，主要負責財務相關工作。

1983年，陳福陽回到馬來西亞，擔任本土企業休姆工業的董事總經理，5年後，他輾轉新加坡，出任Pacven投資的聯合創始人兼董事總經理。

1992年，陳福陽正式加入家用電腦與電子組件生產商康懋達國際（Commodore International）擔任財務副總裁，開始涉足科技行業。1994年，康懋達國際宣佈破產，陳福陽轉頭加入半導體解決方案公司ICS（Integrated Circuit Systems），歷任高級副總裁、CFO及COO，最後上任公司CEO，陳福陽花了十年時間。

2005年，ICS作價17億美元出售給硅谷半導體解決方案銷售商IDT（Integrated Device Technology），陳福陽順其自然地加入了IDT，擔任公司的董事會主席。

從財務到CFO，從VC聯創到企業高層，陳福陽的“財商”是這些經歷的集中展示，他曾在華美半導體協會的年度晚宴上評價自己，“我並不是半導體人，但是我懂得賺錢和經營”。紮實的財務基礎以及豐富的管理經驗讓他成爲半導體市場上最炙手可熱的職業經理人之一。

02.私募巨頭「撐腰」，陳福陽「一路狂飆」

2005年，兩家千億美金體量的私募巨頭KKR和銀湖資本（Silver Lake）組成財團，對從惠普分拆出來的安捷倫半導體業務發起收購，並在此基礎上於新加坡成立新的主體安華高科技（Avago）。私募股權投資主要通過非公開方式向少數投資者募集資金，投資於未上市企業股權，通過資本運作後推動所收購企業進行上市，從而獲得資本回報。

安華高成立後，KKR和銀湖資本開始爲這家企業物色掌舵人，熟悉東南亞、瞭解半導體、深諳資本運作門道並且擁有企業管理經驗，市場上找不出比陳福陽更合適的人，銀湖資本向陳福陽拋出橄欖枝，邀請他擔任安華高的CEO。

銀湖資本合夥人兼主席Kenneth Hao曾評價陳福陽說：“他是一個擁有獨特管理能力的人，管一家大型企業就好像那是一個小生意一樣。”

背靠全球兩家頂級私募基金，陳福陽開始對安華高進行大刀闊斧的改革，這背後是他對自身判斷的下注，他認爲行業已經進入從水平整合到垂直整合的階段，而整合的要義在於砍掉邊緣虧損業務，並打造由盈利業務構成的整體解決方案。

兩年間，陳福陽相繼砍掉安華高的儲存業務、打印機ASIC業務、CMOS圖像傳感器業務以及紅外線業務，四筆交易讓安華高賬上多了將近9億美元的現金，而員工的數量也從6500人銳減到3600人。現金流入以及運營成本的降低讓安華高還清了10億美元的歷史債務，企業經營狀況良好，KKR和銀湖資本開始推動安華高上市。

2009年，安華高成功登陸納斯達克，在隨後的幾年，通過逐步出售所持股份，KKR和銀湖資本實現了近5倍回報。

陳福陽通過了“考覈”，兩家機構的成功退出，將讓他在後來的半導體資本市場上一路高歌。

2008年，陳福陽第一次出手收購，以3000萬美金從英飛凌手中買下5G BAW濾波器業務。濾波器是智能手機射頻前端中價值量佔比最高的元器件，其性能優劣直接影響信號通信質量。隨着5G技術的發展，手機頻段數從4個頻段上升至70-100個頻段，每個頻段都需要增加相應的濾波器，5G手機單機的濾波器用量需求超過70顆，需求量的爆發讓陳福陽在這筆投資中賺得盆滿鉢滿。

十餘年的深耕使安華高在BAW技術及專利佈局上非常完善，其市場佔有率高達90%，成爲BAW領域的壟斷企業。

2013年，陳福陽頻繁出手。6月28日，安華高宣佈以4億美元現金收購上市失敗的磷化銦 (InP) 光學芯片及組件技術供應商CyOptics。同年12月，安華高宣佈將以66億美元收購黃仁勳的老東家，存儲芯片製造商LSI，以幫助加強其在企業存儲市場的地位，並擴大產品供應。

陳福陽用10億美元撬動了這筆66億美元的收購案，其餘的資金來自銀湖資本出資的10億美元以及46億美元的銀團貸款，而這項交易的落地將讓安華高成爲年營收50億美元的半導體公司，並即刻提升公司的自由現金流和每股盈利。安華高表示，預計交易完成後第一個完整財年將幫助公司節約2億美元成本。

2016年，陳福陽的併購之路走向高潮。安華高喫下博通，成爲博通。

彼時的博通做爲全球最大的WiFi芯片製造商，其年營收爲84億美元，幾乎是同期安華高年營收的兩倍之多。這筆外界看來“蛇吞象”式的交易，實則當時的安華高盈利能力是強於博通的，而如何運用資本槓桿，如何砍掉博通的虧損業務進行“回血”，陳福陽早已在心中打好了算盤，他不會做賠錢的買賣。

安華高給博通開出了370億美元的條件，創下當時芯片領域最大的併購案。

根據交易條款，博通的股東可以選擇以每股54.5美元的價格套現，也可以選擇以每股0.44美元的價格購買合併後的公司股票，或採用現金加股票的組合，安華高的方案由170億美元現金和200億美元的股票構成，博通的股東將擁有合併後公司約32%的股份。

博通董事會願意接受安華高的條款主要原因有：面對英特爾等巨頭競爭的經營壓力、雙方業務高度適配、合適的價格以及保留博通的品牌。安華高收購博通後，整個集團將採用博通做爲對外主體，有媒體評價陳福陽娶了媳婦，跟着媳婦姓。

和以往一樣，陳福陽太擅長打造亮眼的財報了，收購博通後，迅速砍掉不直接生產價值的行政以及公關部門，由於毛利率太低，未達到陳福陽30%利潤率的標準，被收購前博通大力推崇的Wi-Fi物聯網產品線同樣被打包出售，而這些動作都是在員工還沒來得及作出反應時就已經完成。

不過，陳福陽的手段遠不止於刀刃向內，打造財報，降本是一條路，提價是另一條路。陳福陽上臺後，面對華爲這樣的大客戶，同樣展現出極其強硬的態度。有業內人士告訴雷峯網稱，作爲博通的大客戶，華爲曾要求博通對一款其採購量很大的關鍵元器件降價，陳福陽的回答是要降價就只降他們問的那一個型號，其他型號全部漲價。

年初收購博通，年末收購博科。2016年年底，博通宣佈公司將以55億美元收購網絡設備公司博科，以此補足其存儲網絡服務業務。根據交易條款，博通對博科的收購價格爲每股12.75美元，較後者的上個交易日收盤價溢價47%。消息發佈後，博通股價盤前大漲8.3%，至12.16美元。

2017年前後，手機芯片巨頭高通腹背受敵，在全球的反壟斷調查中，陸續被判爲存在不公平競爭行爲，2015年向中國支付了9.75億美元罰款、2016年向韓國支付8.54億美元以及2018年向歐盟支付12億美元與蘋果達成和解協議。

彼時的高通就如同籠中困獸，這樣的優質標的，陳福陽不會錯過。2018年，經過多次博弈後，博通向高通開出1210億美元的“最佳也是最後的價碼”。出價後，幾乎同時傳出的是凱基證券發佈報告稱，蘋果可能放棄高通，改由英特爾負責供應下一代iPhone的調制解調器芯片。市場上悲觀情緒蔓延，高通股價下跌6.6%，收報61.73美元。

這次千億美元級體量的收購，背後是投資界的頂級天團爲陳福陽站臺，博通表示美銀美林、花旗銀行、德意志銀行、摩根大通以及摩根士丹利會爲這筆交易提供必要的債務融資，銀湖資本做爲前幾次收購背後的關鍵資本力量，爲本次交易提供了50億美元的可轉債融資承諾。

而未公開“聲援”博通的KKR，實則在決策層面擁有不小的影響力，外界稱陳福陽爲KKR在半導體行業內的發言人。

萬事俱備，陳福陽對高通的收購已是箭在弦上。

但不同於此前收購博通的經歷，收購高通面臨董事會強大的阻力。高通CEO Cristiano Amon在採訪時表示：“高通是一家注重創新的企業，博通對高通的收購，不利於高通的創新”。而董事會同樣用腳投票，當時，高通排名前十的股東均爲機構股東，包括先鋒領航和貝萊德等大型金融機構，持股比例從1.08%-6.84%不等，如此分散的持股架構，董事會仍對博通收購高通一案投出一致的反對票。

明面上的企業收購，背後是雙方資本勢力的博弈。

而最終收購高通案宣告失敗的決定性因素，是特朗普政府的“一票否決”。從法律層面看，博通收購高通屬於橫向合併，而橫向合併是美國政府反壟斷法中最爲忌諱的因素。另一方面是地緣政治因素，陳福陽慣用的出售被收購企業部分業務的手段也讓美國政府在5G競爭的全球背景下，對這筆交易更爲謹慎，間接接觸中國已成爲美國否決商業行爲的慣用理由。

收購高通的失敗，並沒有讓陳福陽收手。2018年7月，博通以每股44.5美元的價格，共計189億美元的總價收購IT管理軟件和解決方案供應商CA科技，與之前一樣，陳福陽並不想掏空博通的現金儲備，本次收購中的180億美元將以債務融資的形式籌集，剩餘的9億美元由現金支付。

在不到四個月的時間裏，博通便以9.5億美元的的價格將CA科技旗下的Veracode賣給了私募股權公司Thoma Bravo。

2023年，陳福陽的又一次出手，創下科技史上排行前三的收購案，以610億美元收購了雲計算服務商VMware。同樣是超大型的收購案，但相比收購博通，這筆交易幾乎沒有阻力，背後原因是，VMware最大的股東幾乎都是陳福陽的“自己人”。

2013年，爲了擺脫資本市場對於短期業績的追求，戴爾創始人Michael Dell聯合銀湖資本出資約250億美元完成對戴爾的私有化。2018年，揮別資本市場5年的戴爾宣佈作價217億美元收購VMware，以實現“借殼上市”。2021年，完成上市目標後，戴爾與VMware宣佈拆分，VMware拿回運營的自主權。

而鏈接陳福陽和Michael Dell，促成博通對VMware收購的背後，離不開銀湖資本的周旋。彼時，Michael Dell和銀湖資本分別擁有VMware 40.2%和10%的流通股，在交易尚未提上董事會之時，他們就簽署了支持協議，旗幟鮮明地表示只要VMware董事會繼續推動與博通的交易，這兩位主要股東就都會投出贊成票。支撐這筆交易的，還有博通從銀行財團獲得的320億美元債務融資承諾。

《華爾街日報》曾將陳福陽描述爲“芯片行業最引人注目的交易撮合者”。然而，資本大佬們觥籌交錯間就輕易達成的交易，換來的是秩序癱瘓和人心渙散。

事實上，從2022年5月宣佈這筆交易開始，博通就告訴華爾街分析師，將對VMware的人員和業務進行大幅削減。在當時其提交給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的文件中，陳福陽就表示，通過減少人力、財務、法律、無法盈利的技術與產品以及管理職能等崗位，預計將VMware的盈利能力提高38億美元。

收購VMware不滿一個月，博通便宣佈全面終止永久授權的銷售模式，改爲訂閱制。2024年年初，博通宣佈以38億美元的價格出售VMwave用戶端運算業務，而交易方正是KKR。

VMware的一位員工表示：“VMware的管理層不知道各個業務部門的狀況，幾個月來，我們都不知道會發生什麼，我們被視爲是一次性的，博通在交易完成前發出了對VMware員工的錄用通知書，但事實上，還有幾千個VMware的員工並沒有收到通知書。”

VMware的營銷策略總監Kris Anderson稱：“VMware營銷團隊是推動VMware達到當前價值的巨人，但隨着博通開始與VMware合作的新篇章，我們的角色不再被需要了。這裏有那麼多值得回憶的東西，與我共事的夥伴、參與的項目以及有幸取得的成功。”

Kris只是裁員浪潮裏的一個縮影，事實上，領英每小時都有來自VMware員工被裁掉的帖子。同樣遭殃的，還有VMware的客戶。

客戶Howdyshell表示：“我認爲這次收購對合作伙伴沒有任何好處，作爲合作伙伴，我們不知道該給誰打電話。沒有人聯繫過我們。我們被告知，每項提議都是無效的，我們必須獲得新的定價。”

VMware的一位頭部客戶的CEO表示：“我們都擔心VMware的價格上升，但服務質量下降，因爲之前並沒有看到博通在軟件收購方面做得很好。他們收購了賽門鐵克和Computer Associates，這些公司的市場聲譽因此受損。”

市場似乎苦陳福陽久矣。

03.AI時代，陳福陽「併購」，大廠們「買單」

陳福陽佈下的局，或許在AI時代迎來收網。

陳福陽指出，大型科技公司正在算力芯片上“大額下注”，這些博通的現有或潛在客戶正在匆忙制定3-5年的中期AI基礎設施投資計劃並全力執行，直到耗盡資金或是股東反對纔會停下來。與以往一樣，陳福陽還是那麼容易地用三言兩語就點燃資本市場的情緒。

進入萬億美元市值的背後，是他激進地預測未來50%的AI算力都會是ASIC提供，博通2027年AI收入將實現600-900億美金SAM（serviceable adressable market，服務可觸及市場，即產品實際覆蓋的客戶）。陳福陽提到，這個預測數字只涵蓋了博通現有的三大客戶，即谷歌、Meta和字節跳動，他們每家在2027年的AI芯片採購需求（包括ASIC和網絡）預計將達到200-300億美元。

尚未被計入的另外兩大客戶，外界推測是蘋果和OpenAI，合作路線也已大概確定。

大廠下注的背後，是博通完善的AI XPU和以太網產品組合。Piper Sandler分析師Harsh Kumar稱：“我們繼續認爲博通是最好的AI公司（不包括英偉達），因爲它在定製ASIC業務中佔據強勢地位，並且擁有強大的軟件產品組合。”

XPU（eXtensible Processing Unit，可擴展處理器單元），是一種新型的處理器架構，可以根據不同的應用場景重新定義融合計算架構，從而實現在特定場景下更高性能的計算。

陳福陽表示，博通正處於推動XPU進程的最前沿，未來每一次AI模型的迭代，都需要成倍增長的XPU才能支撐，科技巨頭現在構建10萬GPU或XPU芯片集羣，幾年後，他們將需要構建百萬級集羣，而博通將參與百萬級XPU構建的全部環節，博通擁有最出色的技術組合，用於實現XPU以及連接XPU的技術。

12月初，博通宣佈推出的3.5D eXtreme Dimension系統級封裝 (XDSiP) 平臺技術，在一個封裝設備中集成了超過6000平方毫米的硅片，和多達12個高帶寬內存 (HBM) 堆棧，以實現大規模AI的高效、低功耗計算，並基於此推出了行業內首個3.5D XPU。

而事實上，從硅片設計、配備IP、緩存、芯片間互聯接口以及網絡，陳福陽已經通過收購打造了一個完善的解決方案。

AI時代，又有哪個“幸運兒”會被陳福陽收入麾下，陳福陽又將怎麼乘着這股東風交出更漂亮的答卷？答案並不重要，正如博通的員工所說：“在陳福陽手下，做什麼不重要，重要的是多買點博通的股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