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INSIGHT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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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9月6日，佐治亞理工學院（Georgia Tech）宣佈終止參與佐治亞理工深圳學院（GTSI）。佐治亞理工深圳學院是佐治亞理工大學與天津大學合作的項目，2016年12月，佐治亞理工學院與天津大學和深圳市政府達成協議，在深圳正式開始學院的建設。

從教育部中外合作辦學監管工作信息平臺上可以查詢到，天津大學佐治亞理工深圳學院已經審批通過，屬於教育部予以資格認定的中外合作辦學單位，項目有效期到2036年12月31日[1]。

2020年12月，美國商務部將天津大學列入實體清單(Entity List)，該清單列出了被視爲美國國家安全問題的外國組織。作爲一所接受大量美國國防部資助的高校，安全問題對佐治亞理工學院來說更爲敏感。爲了應對審查，佐治亞理工學院決定不啓動計劃中的博士項目，並將學生人數限制在原計劃的 10%。但佐治亞理工沒有立刻退出，還在繼續觀望[2]。

根據路透社的報道，佐治亞理工學院發言人阿比蓋爾·塔姆佩 (Abbigail Tumpey)表示，自天津大學被列入實體名單以來，佐治亞理工學院就對項目展開了自查，而且一直在評估自己在中國的立場。但這種小心謹慎的態度也無法避免政治上的責難[3]。

今年5月份，美國衆議院中國問題特別委員會新任主席開始把矛頭指向佐治亞理工學院，致函佐治亞理工學院校長，要求校方詳細說明與天津大學的所有合作。

天津大學和佐治亞理工學院合作的研究進展，成爲了政客集中攻擊的對象。今年1月，佐治亞理工學院學者德希爾（Walter de Heer）和與天津大學納米顆粒與納米系統國際研究中心合作，研發出全世界首創的功能性“石墨烯半導體”。

中國問題特別委員會聲稱，該技術可能應用於量子計算能力，他們還引用了媒體說法，聲稱這項技術可以幫助中國突破美國對先進半導體的卡脖子[4]。

校方解釋，佐治亞理工深圳學院的工作專注於教學而非研究。佐治亞理工深圳學院沒有從事任何研究工作，沒有促進技術方面的轉讓，也沒有向中國提供聯邦資金。佐治亞理工學院教務長兼學術事務執行副校長業表示， 國會的質疑“全部沒有依據”。

然而，鑑於國會正在考慮新的限制措施，這些措施將禁止與實體清單上的公司有合作關係的美國機構獲得聯邦資金，學校決定終止合作關係。“對我們來說，形勢已經發生了變化”[5]。

佐治亞理工事件只是一個開始。9月23日，中國問題特別委員會發布了一份報告，指責中美合作的研究在推動了中國實現高超音速武器、人工智能、第四代核武器技術和半導體技術等軍民兩用、關鍵和新興技術的進步。

在這份報告中，清華-伯克利深圳研究院（TBSI）、佐治亞理工學院深圳研究院（GTSI）和四川大學-匹茲堡研究院（SCUPI）等中美合作教育機構被點名批評。

報告認爲這些合作項目成爲了將關鍵的美國技術和專業知識轉移到中國的重要渠道。參與合作辦學的美國學者前往中國進行研究合作，爲中國學者提供建議，教授和培訓中國研究生，並與中國公司在其專業領域進行合作，這都成了懷疑知識轉移的理由[6]。

這與已經終止的中國行動計劃遙相呼應。同樣是懷疑和指責接受美國資助的學者向中國轉移知識和技術，只不過中國行動計劃主要針對的是在美的華裔學者，這次則是針對在華的中美合作機構。

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和佐治亞理工學院都對報告提出了異議，伯克利校方還在聲明中表示，原則上伯克利開展的研究是向全世界開放的，該校未發現清華-伯克利深圳學院的伯方教職員工有從事其他目的的研究。

但考慮到地緣政治的敏感和委員會的施壓，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告知委員會，該校 "已開始放棄對 TBSI 的所有所有權"，並 "正處於解除該聯合法律實體的初期階段"。此前，佐治亞理工學院已經退出了佐治亞理工深圳學院項目。

與此同時，包含中國衆多高校的實體清單仍在拓展，2024年5月9日，美國商務部工業與安全局（BIS）公告修訂美國出口管理條例（EAR），在實體清單中新增37個實體，中國科技大學赫然在列。

中科大遭到限制也和“安全”有關。BIS給出的理由是，中科大獲取並試圖獲取美國原產的物品，以支持中國量子技術能力的提升[7]。

中國方面，對於中外合作辦學項目的引進速度也放緩了腳步。教育部今年更新的中外合作辦學名單中，僅有6個新項目得到了批准。與2023年啓動的59個合作辦學項目和2022年啓動的66個合作辦學項目相比，這個數字要少得多。

這一方面是源自對質量的要求。2022年，中國本科以上的合作辦學項目已經達到了1300餘個，數量上並不稀缺。2018、2019年，教育部還依法批准286箇中外合作辦學機構和項目終止辦學。從統計上看，中國雙一流高校的中外合作項目集中於STEM專業和經管類專業。在STEM跨國合作日益敏感的今天，這些相對高質量的項目可能在合作上受阻[8]。

另一方面，政治氣候的冷暖變化同樣影響中外合作項目和院校的生存，這不僅限於中美之間。中澳關係曾經一度降到冰點，2019年前，澳大利亞已經在華設立了100多箇中外合作辦學項目，但此後合作辦學項目少有通過，即使是2022年後兩國關係有所緩解後也是如此。

在衆多中外合作項目中，有12所中外合辦高校擁有獨立法人地位，今年通過審批的香港城市大學（東莞）是其中最新的成員。

與其他合作項目、學院或中心相比，有獨立法人單位的合辦院校具有相對較高的自主權。它們在自主選擇和自主任命的管理層領導下運作，有權簽署具有法律約束力的協議。擁有國家統一招生方式之外，進行獨立招生的特權。部分合辦院校授予國內學位的同時還要授予國外學位，這要經過國外相關協會的認證，因此學術和管理上會受到中方更少的干預。

不過，這種自主權也是因院校而異的。據《高等教育內情》(Inside Higher Ed)報道，儘管外國合作方往往堅稱自己保持了對學術的完整控制，但可能沒有資源和意願保持管理上的平等，而是由中方主導管理。這更像是麥當勞那樣的特許經營，外國的材料和技術加上中國的製作[9]。

紐約大學和杜克大學這樣的名牌頂尖大學不會放棄對其教育項目或海外業務的控制權，因爲這樣做的公關弊端太大。但很多非名牌大學的模式會更接近特許經營。

一些教職員工認爲，這種管理模式下學術自由受到了挑戰。在某中外合作院校的一位講師表示，美國教師習慣於在機構的管理中擁有發言權，但在中國管理者是家長制的，學校的管理結構裏沒有教師的位置。另一位講師則提到，他因爲課堂上的發言被中方管理人員訓斥[10]。

2018至2019年度，來華的美國留學生數量仍然超過一萬，但在2020到2021年度下降到382人，疫情結束後仍沒有太大恢復。教師也是如此，“一些在合辦學校工作的外國教學研究人員，在疫情過後出於種種考慮遲遲不返回中國，有些直接離職了。”一位研究人員向《知識分子》介紹。

曾任崑山杜克大學常務副校長的丹尼斯·西蒙(Denis Simon)在2021年曾經討論過中外合作院校面對的難題。隨着中美緊張局勢的加劇，有人懷疑美方會關閉校園，也有人懷疑中方會關閉校園，沒有人能說清楚。校園的運營一直夾在中美之間，處在不確定性的迷霧中[11]。

去年11月，杜克大學校長文森特·普賴斯 (Vincent Price) 表示，杜克大學領導層在考慮是否在 2027 年與當地合作院校續簽合同時“必須保持清醒”。在地緣政治的壓力下，建設和運營中外合作院校成了一個難題。

“如今，世界似乎在合謀讓這類項目變得非常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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