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到了一年申請、報考攻讀博士學位的季節。

博士學位早已成爲進入學術界的基本通行證，讀博是大多數打算專做學術者必經的苦修、冒險。每一個渴望能以學術爲職（志）業、以學術謀生的人，或許都在決定讀博之前聽聞過種種關於讀博的熱議，比如“讀博不易”“延畢”“博士退學”“發文比登天還難”“勸你不要輕易讀博”“如何處理與導師的關係”等。這些說法和事實困擾着申請者和報考者。他們需要對自己的學術能力和研究方向十分明瞭，清晰地知道要做什麼樣的研究，並且能比較全面地想象未來可能遇到的問題。

如今，一個關於文憑的勞動力市場在世界各地都被改變了。

2019年4月，《大西洋月刊》雜誌講述了年輕學者西婭·亨特（Thea Hunter）的故事。她在哥倫比亞大學獲得歷史學博士學位，原本能像以前的畢業生一樣藉着這所院校的高點自然而然地找到工作，拿下終身教職。但這不是她的職業版本，她在畢業後擔任了幾個臨時職位。雖然她拼命工作，但每所學校都認爲她是兼職的、臨時的教職工。她拿不到醫保，沒法在肺部不適時去看醫生。所以她只好用治療哮喘的方式治療肺疼，最終被癌症奪去生命。這是一起引起諸多討論的悲劇。如何在學術競爭如此激烈的21世紀順利畢業並走上學術之路？有的挑戰是由整個學術考覈和崗位需求鉅變決定的，非一人之力可改變，那麼如何爲之做好準備？

《心靈捕手》（Good Will Hunting，1997）劇照。

2024年，教育部新增博士學位授予學科點數量創歷史新高，特別是專業博士學位數量顯著擴容。在推動博士擴招的同時，這也引發社會對博士培養質量的擔憂。2000年代的大學生擴招雖然早已成爲久遠的歷史，但是其長期影響讓人們對即將到來的博士擴招充滿擔憂，特別是對由此造成的博士培養質量每況愈下與學歷貶值擔心。

博士招生的數量與博士培養的質量之間是一對矛盾，在招生數量擴大的情況下，往往很難保障培養質量，反之亦然。特別是當前博士招生、培養與就業的各個環節，都還存在迫切需要突破的制度藩籬和亟待解決的關鍵問題，就更加需要關注博士擴招帶來的培養質量挑戰。

本文作者是青年學者馬亮，現爲北京大學政府管理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從“博士生”到“博士生導師”是他過去十幾年的兩個身份轉變。以往關於博士的話題大多基於博士生，他在下文中結合博士生、博士生導師以及作爲培養單位的高校（科研院所）三個方面來討論博士擴招帶來的挑戰，以及三方能做的改變和努力。

撰文｜

馬亮

（北京大學政府管理學院）

誰可以申請成爲博士生：

嚴進嚴出或寬進嚴出

在博士擴招中，專業博士學位的數量明顯增加，未來也會在很大程度上重塑博士招生和培養格局。專業學位不同於學術學位，二者的招生對象、培養過程和畢業去向都會有很大差異。學術博士學位往往被稱爲PhD，即哲學博士，是爲了培養未來從事學術研究與專業教育的職業人士。諸如醫學博士（MD）、法學博士（JD）這樣的專業博士學位，則側重培養產業界的職業人士，更多關注畢業生通過科研工作來解決實際問題的能力。由此可見，兩種軌道的博士培養目的不同，也就要求招生標準和培養過程有所不同。

目前，不少高校在博士招生方面都取代了過去的考試錄取制，普遍推行“申請—審覈”的招生模式。考慮到博士培養更加註重學生的創造力與創新能力，申請—審覈制更有利於發現富有潛力的申請者。否則，不少通過死記硬背而參與閉卷考試的申請者，哪怕取得了高分，也並非攻讀博士學位的理想人選。

《美麗心靈》（A Beautiful Mind，2001）劇照。

當然，目前不少高校推行的申請—審覈制是一種混合模式，既會對申請者的簡歷和證明材料進行審覈，也會涉及專業知識、英語等方面的閉卷考試和口試。這樣一種嚴進嚴出的招生—培養—畢業模式，可能不利於不拘一格降人才，也會難以滿足未來博士擴招的需求。採取寬進嚴出的招生—培養—畢業模式，嚴格按照真正意義上的申請—審覈制來遴選博士生，寬口徑招生—全方位培養—嚴要求畢業，可能是未來值得探索的改革方向。當然，在培養過程中設置博士資格考試、論文開題、預答辯等環節，使不符合條件的學生可以退出或“博轉碩”，也是招生模式改革後需要配套調整的相關方面。

“真的假的，這麼多？”漫畫來源《唸書，還是工作？》，[法]蒂菲娜·裏維埃爾著，潘霓譯，拜德雅·西南師範大學出版社，2018年6月。

博士求學動輒三五年，不少人並不清楚自己是否應該和適合讀博。這使一些人讀博之後後悔莫及而難以按期畢業，也使一些完全可以讀博的人因爲信息不對稱而擦肩而過。設定類似於大學預科的博士預科，使對博士學位感興趣的人可以利用三個月或半年的時間體驗博士求學過程，避免貿然讀博而帶來雙方的機會成本，可能是值得探索的一個方向。

過去不少人通過在職讀博而取得博士學位，但是這樣一種情況越來越少，很多高校甚至完全杜絕了這種可能性。這樣一種“一刀切”，一方面是爲了防止一些人渾水摸魚，不符合讀博條件，卻通過不正當手段取得博士學位。另一方面，這也是在博士學位論文評審要求越來越高的情況下，一些高校不得不採取的硬性措施。

市面上，部分不同時期的畢業論文答辯指南（浙江大學出版社，1995年12月；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年4月；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2015年3月）書封。

但是，對於專業博士學位是否也要採取如此嚴格的全職脫產學習要求，需要在未來博士培養方案中加以探索和進一步明確。考慮到職業人士全脫產讀博的難度較大，折中的半工半讀模式可能是更爲可取的。與此同時，博士學位的學制靈活，彈性較大，一般在3-8年不等，完全可以放長線地在職攻讀。

比如，高校可以要求博士生在入學後的第一年脫產上課，而在此後則可以在職讀博。或者可以對博士生的累計在校時間提出要求，只要多年累計達到了規定在校時長即可。此外，也可以對取得獎學金的博士生提出全職脫產學習的要求，而對不領取獎學金並繳納學費的博士生給予在職攻讀的權利。當然，這也意味着要打破當前職場對非全日制學歷的“有色眼鏡”，避免用人單位歧視在職攻讀博士學位的畢業生。

與此同時，目前博士招生中普遍設定的年齡門檻也需要隨之破除。不少高校對博士學位申請者提出年齡要求，或者通過不成文的規定而歧視“大齡”博士生。公務員考試和職場求職流行的“35歲”現象，在博士申請中也不同程度存在，需要隨着擴招而加以調整。

紀錄片《象牙塔》（Ivory Tower，2014）畫面。

誰可以招收

和指導博士生？

博導的學術視野、專業水平和育才精神，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博士培養質量。博士生不同於碩士生，需要具有更強的獨立自主開展科學研究的能力。但是，博士生對博導的依賴性也更強。特別是需要開展實驗的理工科專業，博士生的研究離不開博導的科研課題支持，而博導的培養也就至關重要。

博導本是指導博士的一份職責，卻成爲一種身份象徵和資格標榜。中國多數高校規定只有正教授纔有資格成爲博導，而副教授只有達到一定條件（如獲得科研課題、發表學術論文等）才能破格成爲博導。只有清華大學、北京大學等少數高校打破了博導門檻，助理教授就可以擔任博導。

在博士擴招後，是讓目前的博導指導更多博士生，還是同步推動博導擴容，使更多人可以成爲博導？顯然，打破博導的資格准入門檻，不分職稱地都可以成爲博導，是保障博士培養質量的可取之道。這是因爲設定博導資格的時代已經發生了巨大變化，不應抱殘守缺，繼續沿用過時的博導門檻。考慮到不少學科的發展突飛猛進，博導也會青出於藍而勝於藍，完全應該鼓勵年富力強的助理教授和副教授擔任博導。

《隱身博士》（1991）劇照。

與此同時，專業博士培養需要來自產業界的博導，而不應將博導侷限於大學教授。特別是在人工智能等前沿研究領域，財大氣粗的大型企業往往更有優勢來培養專業博士。在博士擴招的初期，可以試行雙導師模式，由大學教授與企業專家“搭班子”指導博士生；或者組建導師組，由多人構成的導師組聯合指導博士生。

在博士生與博導之間，是雞生蛋還是蛋生雞的問題？顯然，首先有了沒有博士學位的博導，然後纔有了博士學位獲得者，進而使博士學位成爲博導的“標配”。因此，博士學位不是博導的必然要求，也不應成爲企業專家成爲博導的阻礙。吸引大學之外的專業人士成爲博導，是適應未來博士擴招的有效途徑。

博導隨着博士擴招而擴容，有利於推動博導之間的良性競爭和優勝劣汰。博士生不再是“一個蘿蔔一個坑”地同博導“拉郎配”，而是可以在更大範圍內選擇，也會爲博士生提供更多選擇。與此同時，要賦予博士生自主選擇博導的權利，並允許他們在求學過程中按需更換導師，也會讓博導更加關注和重視博士生，並進一步提升博士培養質量。

《學歷之死：美國博士消亡史》，[美]赫布·柴爾德里斯著，楊益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23年9月。

擺脫“依附”：

重塑博導與博士師生關係

目前，博士培養方案的各個方面都要適應博士擴招而進行改革，使之更加適應博士生的求學需求。教育主管部門主要關注博士學位論文的質量，通過各個環節的專家評審來層層把關，使博士生、博導和高校都如臨大敵，也的確讓博士學位論文更加規範。但是，除了博士學位論文的質量以外，還需要追本溯源，更多關注博士招生、師生關係與培養過程等方面。

在賦予博士生自主選擇權的同時，也要強化博導的自主選擇權。目前流行的申請—審覈制依然是學院、專業系和研究所說了算，而不是博導本人對博士生說了算。爲了不浪費招生指標，博導通常不得不“矮子裏面挑高個”，確保錄取的博士生都有博導。但是，博導要對博士生負有“無限責任”。博導需要負責博士生在學期間的指導和資助，還要對其畢業後的學位論文質量和求職負責，甚至往往扮演了心理諮詢師和家長的角色。讓博士生與博導各歸其位，而不是硬性“捆綁在一起”，才能打通博士培養質量提升之路。

不少高校爲了解決博士培養經費問題，規定博導需要每年繳納數萬元乃至上十萬元的“培養費”，使師生關係進一步扭曲和異化。一方面，博導對博士遴選缺乏自主選擇權，師生匹配度並不高；另一方面，博導還要支付不菲的“培養費”，並要對博士培養負有“無限責任”。

在這樣一種權利義務嚴重不對等的情況下，理性的人不應追求成爲博導，也不應希望博士擴招。但是，實際情況是各大高校千方百計地爭奪博士學位授予點，博導也不遺餘力地希望擴大培養規模，甚至爲招生名額爭得你死我活。

《卡里加里博士的小屋》（Das Cabinet des Dr. Caligari，1920）劇照。

之所以會出現這樣一種令人難以理解的境況，就在於不少博導將博士生視爲可以利用的“廉價勞動力”。繳納了鉅額“培養費”的博導，也往往會儘可能從博士生身上尋求補償。比如，一些博導會承接橫向課題來“賺外快”，而博士生則成爲博導完成課題的廉價乃至免費的勞動力。這使博導“老闆化”，也使博士生“打工化”，由此形成了“老闆”與“打工人”之間的畸形師生關係。

換句話說，高校管理部門看透了博導與博士生之間實質性的“勞資關係”，堂而皇之地收取所謂的“培養費”也就不足爲奇了。毫無疑問，博士培養不應是類似於中小學或職場的強管控關係，也不應是完全放任自流的“放養”，而應在二者之間找到最合適的區間。扭轉這樣一種畸形的師生關係，讓博士生能夠獲得真正意義上的獨立自主性，而不是依附於博導的從屬，是提升博士培養質量同樣值得關注的問題。

《文博士·陽光》，老舍著，譯林出版社，2012年5月。

未來不可或缺的改變

紀錄片《象牙塔》（Ivory Tower，2014）畫面。

在博導“剝削”博士生的另一方面，則是博士生培養的“降格化”。不少人嗟嘆大學“高中化”，大學生依然是長不大的孩子，也要不定期地開家長會。同樣地，博士“本科化”乃至“高中化”的現象也值得警惕。比如，有高校要求博士生在辦理國際學術會議的審批手續時，要求導師和家長簽字同意，並辦理請假手續。

博士生取得博導的同意確有一定必要性，畢竟這通常需要博導資助，博導也可以把關學術會議的水準。但是，要求家長簽字同意，則等於默認早已成年甚至步入而立之年的博士生還未成年，出國依然需要得到家長的同意。

當然，這也是高校避責或卸責的一種表現，即告知家長並徵得同意，由此規避可能出現的任何責任。這樣一種制度設定，反映了不少高校培養博士生管得過多過嚴的問題，也是較爲普遍的一種做法。

西方國家的不少大學都將博士生求學視爲一種工作，發放的簽證也是工作簽證，而不再將其完全視爲學生，更不是需要家長監護的未成年人。採取類似的培養姿態，讓博士生迴歸其作爲成年人應有的樣子，也是未來提升博士培養質量需要關注的問題。

《畢業時刻》（2011）劇照。

博士培養質量涉及多個方面，以上探討主要關注招生、博導和師生關係，而培養方案、課程設置、資源共享、質量把控等方面也有進一步完善的空間。比如，博士的培養方案應不斷更新完善，特別是專業博士學位培養方案應加強高校與產業界的協同設計，使之適應最新發展趨勢。再如，博士生的課程安排與授課模式也需要脫胎換骨改革，使之適應以大語言模型爲代表的新一代人工智能技術要求。諸如此類的調整和改變，是博士擴招後確保和提升博士培養質量不可或缺的，也是當前和未來一段時間博士培養體制改革的題中之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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