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環球時報

“機身上的一個艙門在半空中脫落；工廠車間狀況不斷；宇航員滯留太空；罷工造成嚴重損失；連續五年虧損……”在以“波音還有救嗎？”爲題的一篇最新文章中，美國主流媒體之一的《華爾街日報》這樣總結波音公司“越積越多的麻煩事”，並稱這還沒算上最近幾年涉及波音飛機的幾起空難。就在本月初，這家公司剛剛公佈新的“安全與質量計劃”，將開始實施十多項新的質量控制檢查，以應對波音飛機事故頻發造成的公衆質疑。近些年來，波音困境背後的深層原因不斷引發討論與反思。如何擺脫這種困境？波音公司內外一些專家的建議是“重塑信任，忘掉股價”。但在通過金融方式攫利更快也更豐厚的慣性下，讓波音等美國大公司背後的資本“迴歸製造業初心”殊爲不易，美國金融資本和產業資本陷入分裂與相互博弈的困境更是一時難解。

在全球產業鏈價值鏈中，類似航空製造這樣涉及如此多的國家以及市場主體的行業屈指可數，其研發週期之長、工程技術之複雜、零部件之多，對於一個國家的科技、產業、金融、管理等方面及其系統集成能力都提出堪稱嚴苛的要求。也正因如此，航空製造業被認爲是一個工業大國實力的集中體現，是現代製造業的“皇冠”。

長期以來，波音公司都是世界最大的飛機製造商之一。但近年來，隨着波音飛機問題頻發，這個航空製造巨頭也被爆出越來越多的生產和管理問題。一些觀察人士在給波音管理模式的嬗變尋找病因時，將其歸結爲“股市霸權”，即對於一家公司而言，一切管理、經營行爲的首要考量都變成了對股價負責，把“股東利益至上”奉爲圭臬。過去20多年來，很大程度上是爲滿足華爾街對公司盈利的要求，波音不斷縮減基礎研發支出，大量裁員，並且頻繁使用產業鏈外包手段來爲財務報表“添彩”。以下這樣一組數據或許可以說明問題：20世紀六七十年代最受歡迎的波音727機型只有2%的零部件來自外包生產，而到了777機型，零部件外包比例達到了30%，到了787機型更是高達70%。

這種模式進一步加劇着美國製造業空心化問題。況且，類似操作並不僅僅存在於波音公司。20世紀80年代以來，美國製造業的另一顆明星通用電氣，傑克·韋爾奇用20年時間把公司市值從140億美元做到4000億美元，但員工數量從40萬裁減到23萬。如今，金融成爲通用電氣最重要的盈利業務之一，通用電氣也因此被同行調侃是“僞裝成工業巨頭的對沖基金”。除了波音和通用電氣，其他一些工業和科研巨頭，比如IBM、惠普、貝爾實驗室等也都不同程度地走上這條道路。與此同時，互聯網社交媒體巨頭崛起，極大改變美國產業形態，一定程度上也加劇了傳統工業巨頭的衰落。

在“全球勞動套利”模式下，主要美企很難不爲鉅額金融壟斷利潤誘惑所動，因而越來越難以堅守製造業初心。對一個工業國而言，製造業空心化的代價除了產品技術水準下降，還有職業技能的流失和專業人才的斷層等。美國政界和學界在這幾年的反思中認爲，這一切的始作俑者就是新自由主義思潮盛行美國之後，過度追求“後福特主義”的彈性積累體制，使得美企普遍將艱辛繁重、資本回報率低的產業外包給其他國家，自己則只抓着具有技術壟斷優勢、利潤也最豐厚的部分。

2020年，一本名爲《鄉下人的悲歌》的個人傳記作品突然在美國產業界、政界和學界引發熱議。本書作者、如今的美國當選副總統JD·萬斯，向讀者揭示了新自由主義思潮下，製造業空心化給美國中部“鐵鏽地帶”諸州帶來的後果——高昂的學費和學業貸款迫使當地很多白人家庭子女放棄接受高等教育的選擇，淪爲可替代性極強的普通工人。其結果是，美國的基層熟練技工人才結構遭到更大扭曲，損失了整整一代工程技能人才。這類人才，又是任何想要佔據全球製造業產供鏈高端的國家所不可或缺的。

可能有人會說，美國是一個移民國家，隨時可以開啓它的“人才收割機模式”，從其他國家招徠高科技人才。但這個觀點現在至少存在兩個漏洞：一是美國的後冷戰霸權紅利正在出現虧空，“人才收割”的效率隨着其他新興市場經濟體的崛起呈現下跌態勢；二是即便主要作爲中產階層的高科技人纔可以被“收割”來，但通常處於更低階層的熟練技工呢？往往短時間內難以補充上來。

在新自由主義思潮引起越來越多反思的背景下，美國國內越來越多的人意識到了深層問題所在，開始強調企業經營除了關照股東利益，還應更充分地兼顧客戶、員工、供貨商和所在社區等其他方面的利益，某種程度上說，就是回到二戰結束初期美國福利資本主義的傳統——充分照顧工人、社區、福利、環境等其他經濟利益相關者，正視“股市霸權”模式在企業長遠發展乃至社會穩定等方面的潛在風險。

不過，意識到問題所在，與真正作出改變還有相當一段距離。讓已經習慣“躺贏”的美國跨國壟斷資本走出“舒適圈”，談何容易。正是在各種複雜因素的拉扯中，包括美國金融資本與產業資本的分裂與博弈中，美國執政者近些年來逆歷史潮流而動，一方面試圖破壞後冷戰時代形成的經濟全球化體系，以國內加大產業補貼、對外推行貿易保護主義等手段促使製造業迴流美國，安撫美國產業資本；另一方面竭力維持美元霸權，以延續美國金融資本在全球攫利的態勢。在此基礎上，一個同樣令人擔憂的趨勢是，美國一些人越來越鋌而走險，試圖在外部製造甚至直接參與危機或衝突，進而以“全球戰爭套利”取代“全球勞動套利”，通過轉嫁危機渡過當下的窘境和難關。站在人類共同命運和世界共同利益的角度來看，這些做法都只會給全球治理帶來更大的赤字。（作者是哈爾濱工業大學（深圳）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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