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1月20號，特朗普第二次上任美國總統。在他上任後短短的一個多月內，就在美國和全世界範圍掀起了一場“懂王風暴”。特朗普接連簽署各種令人眼花繚亂的總統令，發佈讓人大跌眼鏡的驚人言論。毫不誇張的說，任何一天，如果沒有關於特朗普的好笑或者誇張的新聞，都會讓讀者朋友們感到有些意外。

關於特朗普的那些言論和政令，世界各大媒體都已經花大量筆墨連篇累牘的報道，因此筆者在此不再贅述。在今天的文章中，筆者會聚焦幾個最受廣大投資者關注的問題，做一些深入探討。

第一、爲什麼特朗普護俄？

特朗普對於俄羅斯和普京的態度，一直以來都是比較溫和友好的。在他的第一任總統期間，經常被人詬病對俄羅斯的態度過於友善，甚至被懷疑有“通俄”的嫌疑，並引發了前ＦＢＩ局長羅伯特·穆勒對於特朗普的特別調查。在經過長達２年時間的調查後，穆勒得出結論：沒有證據顯示特朗普在２０１６年總統選戰時和俄羅斯勾結，但是特朗普可能犯下妨礙司法公正之罪。然後在２０１９年，穆勒宣佈結束調查並退休，此案不了了之。

穆勒對於特朗普的調查，背後很大一部分主因是美國兩黨之間的黨爭，但說特朗普和普京之間完全沒有干係，恐怕也說不過去，畢竟無風不起浪。在公開場合的演講和採訪中，特朗普曾多次讚美普京，並用普京的例子來貶低拜登。在過去幾天，特朗普和普京的友誼再一次昇華：特朗普公開指責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爲“獨裁者”，批評澤連斯基故意拖延烏克蘭的總統選舉，同時派特別代表去烏克蘭和澤連斯基見面，要求澤連斯基簽字代表烏克蘭出售該國未來的礦產收入，以向美國償還高達５０００億美元的戰爭援助款。同時，美國政府直接和俄羅斯在沙特就停戰條件開始談判，將烏克蘭和歐盟排除在外。

特朗普做出的這些決定，和前任拜登相比可謂１８０度大轉彎，美國在俄烏衝突中的立場，一下子從“挺烏抗俄”，轉爲“聯俄遏烏”。這種立場變化，在歷史上非常罕見。

那麼問題來了，作爲一個美國人，特朗普爲什麼如此護俄？

關於這個問題，背後的各種猜測五花八門，不乏各種小道消息和陰謀論。有報道說，特朗普在很多年前就被克格勃收買策反了，他其實是深潛在美國多年的俄羅斯間諜。有報道說，特朗普當年有一次在莫斯科時，被俄羅斯特工錄下了一些不堪入目的動作片錄像，有把柄在普京手裏，不得不抬頭三分低。也有報道說，特朗普是個生意人。生意人嘛，不做虧本的生意。如果支持烏克蘭虧多贏少，那麼他自然就要調轉槍頭，支持贏家，拋棄輸家。

然而，在筆者看來，特朗普護俄的最重要原因，是他需要取悅他的MAGA支持者基本盤。特朗普的基本盤，對於他的忠誠度堪比宗教狂熱。在他們看來，其教主特朗普是天選之子，擁有最高的智慧和魅力，並且神通廣大，無所不能。特朗普曾經多次向MAGA教衆承諾，在２４小時之內就解決俄烏衝突，爲該地區帶來和平。如何在最快的時間內實現和平？最簡單粗暴的方法就是：俄烏雙方就地停戰，過去發生的就讓它過去，以後不打就是了。至於俄羅斯已經侵佔的烏克蘭２０％的領土和克里米亞，就把它作爲既定事實來處理，不再追究。這樣的立場，俄羅斯應該可以接受，但烏克蘭的澤連斯基基本不可能接受（接受了就成爲烏克蘭歷史上的賣國賊了），因此需要把壓力給到澤連斯基一邊，通過威逼利誘和軟硬兼施強迫澤連斯基接受。

那麼接下來的問題就是，爲什麼取悅MAGA基本盤如此重要？原因其實也不復雜：美國總統只能做４年，但MAGA教主卻沒有時限。在特朗普做美國總統期間，最高法院已經認定，總統具有豁免權，因此沒有人可以找他的麻煩。但是４年以後特朗普卸任以後呢？你能保證民主黨，甚至是下一任共和黨總統，不搞幾個官司來噁心一下特朗普？要知道，在特朗普贏下２０２４年總統選戰前，他在３４個案件中被判重罪有罪（Felony Conviction）。哪一天如果白宮換了天，要想找特朗普的麻煩，並不是什麼難事。毫不誇張的說，特朗普的MAGA教衆，就是他的護身符。

如此一考慮，邏輯就通了：對於特朗普來說，MAGA基本盤核心教衆對於他的忠誠是他的救命稻草，其重要性高於一切。至於美國的價值觀，在國際上的信用，烏克蘭的利益，這些都是次要的，可以被犧牲。如何取悅MAGA教衆？那就是實現對他們的承諾，哪怕只是做做樣子。

比如特朗普經常向教衆承諾，要對加拿大和墨西哥課以重稅，讓他們知道我們美國人不是好惹的。因此提關稅就成了特朗普上任後做的頭等大事。2月1號特朗普簽署行政命令，從2月4號開始增加加拿大和墨西哥的關稅，但是在2月3號最後一刻，特朗普宣佈暫緩提高關稅，原因是加拿大同意向美加邊境增加巡邏警察，並任命了一個新的“芬太尼沙皇”來打擊毒品的跨境流通。事實上美國從加拿大那裏沒有獲得任何實質性的好處，就把提高關稅的威脅解除了。但是對於特朗普來說，他也“贏了”，因爲他可以在社交媒體上向他的教衆們宣佈：你們看，我是談判高手，我可以讓加拿大，墨西哥，以及世界上的任何國家向我們美國俯首稱臣，實現我們“美國第一”的民族復興。

所以說，搞明白這一點很重要，特朗普做的所有事情，都是圍繞着取悅MAGA基本盤，獲得死忠教衆無腦崇拜的核心原則來展開。基於這個原則去解釋他在俄烏衝突上的立場，就非常合情合理了。

第二、美國是否正在衰落？

這個問題其實是老生常談。事實上，在2016年特朗普第一次當選總統時，就已經開始有不少人擔心美國的國內矛盾到了一個不可調和的地步。到了2020年1月國會山騷亂髮生，更讓人感覺美國的制度危機愈來愈深。

客觀的講，美國的制度墮落，是實實在在發生在我們眼前的。這方面最典型的例子是，前總統拜登在卸任前，專門特赦了他的一衆家人，包括他兒子亨特·拜登，他的弟弟詹姆斯·拜登，弟媳沙拉·拜登，妹妹瓦萊麗，妹夫約翰·歐文斯，以及小弟弗朗西斯·拜登。簡而言之，拜登把他全家都特赦了，就差沒有特赦他的孫輩了。

任何一個國家，其內部都存在各種矛盾。而對於自己國家內部矛盾理解最深的人，可能非總統莫屬。如果一個國家的前總統，在卸任前特意特赦那些他生命中最重要的人（自己的血親），那麼就說明他對自己國家的法律制度沒有信心，他不相信自己國家的法院能夠保證正義，不相信自己的家人不會遭到政治迫害。如果一個國家的前總統都這麼想，那麼我們外國人有什麼理由去相信美國的法律制度，公平公正？事實上，任何一個還在夢想美國司法獨立，公開透明的外國人，都有點過於幼稚了。

一個國家的法制如果無法給人信心，無法讓人相信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那麼長期來看這個國家就是缺乏競爭力。當然，任何一個帝國，都不可能在一夜之間崩潰，美國也不例外。在過去的１００多年時間裏，經過長時間的積累，特別是兩次發生在本土以外的世界大戰，美國積累了大量的財富，人才和科技優勢，所以即使美國開始衰弱，也不會在一夜之間分崩離析。但是其前總統用行動證明，他對自己國家的法制沒有信心，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信號，尤其對於我們這些非美國人，更加應該注意。

有些朋友可能會問，美國股市市值世界第一，股票指數屢創歷史新高。美國公司依然在全世界橫行霸道，並且幾乎壟斷了人工智能、高能芯片這些前沿科技，你說的衰落從何而來？這是一個很好的問題。我們這裏所說的美國衰弱，關鍵在於其制度吸引力和自由程度的衰落。比如很少人會注意到，Center for Systemic Peace (CSP)的報告指出，從2020年開始，美國就已經不符合“民主體制（democracy）”的標準，而應被歸入“無支配體制（Anocracy）”。無支配體制也被稱爲“半民主”或者“虛民主”體制，主要用來概括一些國家政治制度得分不高不低的情況，即沒有高到滿足“民主”的標準，也沒有低到“獨裁”那麼糟，所以就被稱爲無支配。

在一個典型的無支配體制中，政權分散在數個不同的精英羣體中，這些羣體彼此競逐權力。在筆者看來，美國的無支配體制更接近於一種寡頭政治生態。以科技巨頭（比如亞馬遜的貝索斯、特斯拉的馬斯克、蘋果的庫克等）爲代表的億萬富翁羣體，顯然掌握了超出其商業範圍的巨大影響力。目前的特朗普政府和科技巨頭們的利益高度綁定，特朗普需要他們顯示效忠，並且在輿論控制、反對DEI等問題上和特朗普保持一致，而科技巨頭們則需要美國政府在反壟斷問題上保護這些巨頭，免受反壟斷法案的訴訟，破壞他們在自己優勢行業中的壟斷地位。

硅谷的億萬富翁Peter Thiel曾經一針見血的說過：“一家企業的終極目標，就是追求壟斷，獲得壟斷地位帶來的超額利潤。但同時，她需要每時每刻十分小心的避開監管機構對她的反壟斷調查”。所以你會發現，很多科技巨頭都會宣稱自己是綜合大集團，他們不會把自己框定在一個特定的行業裏。道理很簡單：你框定的行業越小，那麼涉嫌壟斷的可能性就越高。如果谷歌宣稱自己是做搜索引擎的，那麼以谷歌的市場佔有率，其壟斷搜索引擎市場幾乎是板上釘釘的事。所以谷歌永遠不能把自己稱爲搜索引擎公司，而是要把自己所屬的行業擴大到消費、或者通訊這樣更大的行業。相同的道理也適用於蘋果、亞馬遜等公司。

對於上面提到的這些跨國集團而言，美國的國內市場不足以滿足他們的胃口。他們需要拿下國際市場。而當他們面臨外國政府的反壟斷調查威脅時，就需要白宮站在他們一邊，向外國政府施壓以保護企業的利益。

舉例來說，2023年4月，美國微軟意圖以690億美元併購動視暴雷（Activision Blizzard），但併購意向被英國政府以壟斷的原因否決。微軟並未就此罷休，組成強大的律師團隊上訴，並通過美國政府向英國政府施壓。2025年1月，英國政府將其反壟斷監管機構Competition and Markets Authority (CMA) 的主席Marcus Bokkerink撤職，並以前亞馬遜英國的首席執行官Doug Gurr代替。這個換人決定釋放出了明顯的信號：那就是英國政府聽到了美國跨國企業的聲音，以後不會在反壟斷問題上爲難美國的跨國大企業，不會在他們將來的併購意向上故意設障。

以上這些分析表明，美國的政治生態，正在或者已經向寡頭政治過渡。這種情況有點類似於19世紀下半葉的“強盜大亨（Robber Baron）”年代：每一個行業都有富甲一方的大佬把持，通過殘酷的商業競爭和剝削來維持他們的壟斷地位，併產生了一大批富可敵國的強盜大亨：比如鋼鐵大王卡內基、鐵路大亨範德比爾特、石油大王洛克菲勒、金融大亨摩根等等。現在的馬斯克、貝索斯、扎克伯格等人，可以說就是當代的洛克菲勒和卡內基。

第三、美國的寡頭化，對於中國來說是好還是壞？

這是一個非常複雜的問題，不可能用簡單的“好”或者“壞”來回答。

首先，美國和中國在一些重要議題上，陰差陽錯得出了趨同的結論，有點殊途同歸的感覺。比如對於世界新秩序的意向，兩國似乎都贊同“多極主義”，而非美國一國獨大的“超級大國主義”。在俄烏衝突上，兩國都贊同放下武器，儘快實現停火和平。在北約的使命和目標問題上，美國和歐洲各成員國發生明顯分歧，反而和中國的主張趨同，那就是歐洲國家需要有自己獨立自主的外交政策，而不是老跟在美國屁股後面亦步亦趨。從這些方面來看，美國的“特朗普主義”在很多重要問題上和中國沒有矛盾，反而是看法趨同。

其次，特朗普不遺餘力的推行“美國第一”，其後果之一就是和美國的傳統盟友（比如西歐、加拿大、日本等）愈行愈遠。相對而言，一個孤立的美國，和一個盟友遍天下的美國相比，孤立的美國對中國更有利。“美國第一”的後果，就是產生很多雙邊合作，以及區域合作的機會，同時每個國家不得不從自身出發，決定她自己的外交政策和偏好，而不是像以前那樣，閉上眼睛跟着老大走。

但同時，我們也應該看到，寡頭政治的特點，就是億萬富翁們和白宮高度綁定，在國際舞臺和商場上無情的攫取利益。爲了獲得利益最大化，特朗普不惜趁火打劫，在烏克蘭最危難的時候獅子開口要5000億美元。爲了利益最大化，特朗普不惜和美國多年的和平鄰居加拿大交惡，以懲罰性關稅逼迫加拿大向美國屈服。那麼我們不難想象，在對付中國時，特朗普和他的那些億萬富豪朋友們不可能心慈手軟，必定也是按照利益最大化的原則，能敲一筆是一筆。

總體而言，在特朗普上任一個多月的這段時間裏，特朗普表現出了和前任拜登完全不同的執政風格和偏好。世界各國都需要消化並開始適應接下來的4年。美國的政治生態正在走向寡頭化，離一個典型的民主政體漸行漸遠。投資者需要注意到這些變化，並在自己的投資組合中做出必要的調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