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闌夕

杭州公司的黑科技敘事還在繼續。

在餘杭區高質量經濟發展大會上，Rokid的創始人戴着自家的智能AR眼鏡Rokid Glasses登臺，因爲眼鏡內置了提詞器功能，直接將講稿投影在了透明鏡片上，演講者全程“脫稿”輸出，完全擺脫了講一句話低一次頭的演講模式。

現場視頻很快爆了，不光是評論區刷滿了科幻照進現實的驚歎，各家央媒相繼下場的集中報道，也把Rokid推到了國家名片的位置上，並在一夜之間改寫了國產AR行業多年來“雷聲大雨點小”的僵持格局。

然後就是量產消息的出來，沒過幾天，Rokid宣佈和消費電子製造商藍思科技達成合作關係，將由後者代工生產Rokid Glasses，計劃趁熱打鐵的喫下即將打開的AR眼鏡市場。

中國的科技創新，越來越走向產業密集型的模式，一個想法從誕生到落地，只要中間的創新成本夠低，就能跑出夠多的商業化產品。

如果說美國的資本密集型創新是用金融去爲創新輸血支持，那麼中國市場的創新就是背靠完善的工業配套體系，爲所有的“建造者”提供實現的可能。

這和說好的“軟件吞噬世界”不一樣啊。 

2011年，網景公司的創始人馬克·安德森刊發了那篇著名的社論“軟件吞噬世界”，爲華爾街追逐所謂高價值鏈的行爲提供了堅實的理論支持。

馬克·安德森認爲，因爲邊際成本的結構性優勢，軟件行業將會成爲回報最高的投資方向，沒有之一，所以資本市場應該更加激進的鼓勵那些去物理化的初創公司，不要去做舊時代的殘黨。

不能說馬克·安德森是錯的，在很大程度上，這十多年來的發展確實遵循着他的預判，“FAANG”也成爲過美股的風向標，不過，軟件從來不能運行在空氣裏，裝載它的軀殼、以及製造這種軀殼的苦髒累活，是不是真的就不重要，唯獨這點需要打上一個問號。

Rokid Glasses的初代重量，是49克，做到了和不帶AR光機的Ray-Ban Meta幾乎等重的程度，同時售價也非常接近，在同一個市場區間正面硬剛，顛覆了過去人們更加熟悉的華強北式錯位競爭：用1/5的價格，提供70%的性能。

事實上，Rokid作爲一家C輪的創業公司，能和市值排進全球Top 10的Meta“貼身肉搏”，靠的就是工程化的能力。

AR行業是經歷過至暗時刻的，Google Glass打出天胡卻又出師未捷，爲AR技術在消費級市場的應用帶來了長達十年的冰期，但Rokid的原型機早就在商業市場達到了量產目標，正是因爲坐得了冷板凳，才能在第一時間拿到賽道重開的門票。

Rokid涉足AI的時間甚至比AR更早，明確表示過要追求“Personal AI”，疊加在一起，就可以成爲決定下一代人機交互系統的權柄。

比Google更有耐力，比Meta更加敏捷，這麼對比忽然有些田忌賽馬的意思，但和巨頭同場競爭且不落下風，沒有硬科技的本事，是撐不下來的，而DeepSeek的爆火和開源，又讓Rokid等來了AR+AI的合體時代。

2024年，全球AI眼鏡的銷量大概是在150萬臺左右，其中第二代Ray-Ban Meta的單品佔比就超過了90%，可以說是創造需求的絕對推手。

但是隨着市場規模的打開，2025年的銷量預測被大幅提高到了350萬臺，大模型的能力趨同意味着在眼鏡裏塞入怎樣的AI都不會有太大的使用體驗差別，但在一體化AR設計這條技術線上，Rokid Glasses甚至成爲了全球唯一同時具有拍攝和顯示功能的AI眼鏡。

在那篇文章裏，馬克·安德森引用了經濟學家熊彼特提出的的概念“破壞性創新”，認爲實體世界將被侵入殆盡，但熊彼特他老人家還講過創新理論的本質就是“生產要素的重新組合”，沒有落後的生產力，只是缺少正確的配置。 

杭州的這一批新生代公司，都是中國創新成本的受益者。

DeepSeek在打掉Token價格的同時，確保了自己留有足夠的利潤，是因爲在有限的資源限制下，研究出了最大化發揮芯片性能的算法方案；

宇樹生產的機器狗佔了全球70%的份額，售價卻只有波士頓動力機器狗的1/10，靠的不是工廠裏有廉價勞動力，而是電機驅動的技術領先；

遊戲科學在“黑神話：悟空”上的人效比，力壓全球所有3A遊戲開發商，以致於和估值/收入倒掛的育碧比起來，都顯得有點不講武德；

Rokid能將AI、AR、攝像、播放、傳感等元器件全都塞進49克的輕量級設備裏，並將價格控制在和不帶光機顯示的同代產品不相上下，都歸功於產業整合的結果。

而且這些“一夜成名天下知”的產品共性在於，都不是概念推動的造物，而是憑藉“實機”出圈，甚至將互聯網行業“先講故事融錢，再有產品上市”的規律顛倒了過來，用遊戲的術語來講就是“0幀起手”，上來就是硬實力的展現。

從博物館到太空站，Rokid Glasses的存在感已經相當突出，因爲在企業級應用市場裏，Rokid早已針對需要騰出雙手工作、同時接受視覺化信息反饋的場景做了大量的積累，而航天員在無重力條件下的操作需求，正好也是AR交互方案的服務目標。

產品做好了，自然會有故事傳頌出去，這樣的反饋機制，似乎要合理得多。

每當券商主動整理熱門產品的供應鏈組成，都會引起一波概念股的上漲，拋開炒作成分不談，這套自給自足的工業集成體系，是把創新從圖紙變成實物的關鍵環節，也就是熊彼特所說的，“生產要素的重新組合”，這裏的交易費用越低，創新的概率也就越高。

就連Ray-Ban Meta的量產，也是由歌爾等中國廠商代工完成的，弗裏德曼在“世界是平的”一書期間，在中國待了不少時間，他曾有機會採訪沿海城市的官員，而後者對他說了一番現在看來極富遠見的話：

“市場經濟的規則就是，如果某個地方擁有最豐富的人力資源和最廉價的勞動力，全世界的企業和商機都會到這裏來。在製造業方面，中國人最初是僱員，爲外國製造商打工，幾年之後，我們學會了所有的生產流程，我們自己也開始辦公司。軟件行業也是一樣。這就像蓋大樓一樣，今天，你們美國人是設計者和工程師，發展中國家只是泥瓦工，但是我希望有一天我們也成爲建築師。”

後來弗裏德曼說，中國人的確看到了世界的變化，但是美國人未必反應得過來。 

當然，就像Meta要找中國工廠量產商品，很多中國公司也得去美國交易所上市，只要比較優勢理論還沒有失效，全球化的分工模式就不會輕易崩壞。

但在創新這件事情的發生上，那些曾經堅如磐石的常識，都在得到重新定義。

比如創新只和天才的頭腦有關——蘋果的CEO蒂姆·庫克在做客“60 Minutes”時說過一句傷害性不大、侮辱性極強的話：“在美國能找到的模具工程師最多也只能填滿這個演播室，但中國的模具工程師可以坐滿整整兩個足球場。”

量變引起質變，當一個市場、一個國家擁有了如此豐富的動手能力，有價值的想法，就不會只被山巔之城壟斷。

從創始人的背景來看，Rokid是標準的工程師出身，梁文鋒之前一直在搞量化基金，王興興因爲英文不好落榜浙大，馮驥在騰訊做的氪金遊戲至今仍是“黑歷史”，他們都不是英雄史觀下的孤膽天才——就像我們在傳記作品裏看到的那種人——而是老老實實的悶頭做題，直到做到了一張改變命運的卷子，開始兌現個人願景和時代機遇的交易。

至於軟件有沒有吞噬世界其實並不重要，重要的是，世界將會變成怎樣，是隻有親手參與的人和事纔有權決定的，在DeepSeek奇蹟般的“壓榨”H20之前，英偉達最大的威脅者Groq之所以進入芯片設計領域，也是因爲在寫軟件時意識到現有芯片無法解決的問題，於是挽起袖子下場造物。

Rokid在做硬件堆疊的同時，也開發了足以對應不同產品的YodaOS-Master系統，從芯片優化、硬件設計、軟件架構、AR算法等方面重新塑造一款眼鏡所能賦予人類的能力，軟件和硬件從來都不是厚此必然薄彼的關係，或者說，對於會因創造什麼新的東西而感到無比興奮的人來說，他們真的不會在意代碼和電路板之間的差別。

歡迎進入一個屬於實幹家的週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