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深響 林之柏

被動或主動，鞋服行業正在環保之路上越走越勇。

SHEIN表示通過在倉儲物流環節資源回收利用，半年內能減少113.8噸碳排放；安踏表示爭取在2050年前實現碳中和目標，比國家制定的時間表早了整整十年；波司登宣佈制定短、中、長期ESG規劃，終極目標是推動產業實現淨零排放……

但ESG之路並不好走，一方面，過去幾年不少品牌傳出過“漂綠”醜聞，被爆出借公關手段粉飾環保效果，實則仍在做着高污染生意，嚴重影響了外界對品牌的信任。另一方面，鞋服生產鏈十分複雜，各個環節牽涉到不同的原材料、技術和人員，如何制定、誰來制定環保標準也是一個難題。更何況，環保還是一項需要花錢的事業，企業如何在短期利潤和長期效益中取得良好平衡？

智利阿塔卡馬沙漠裏的廢棄衣物

兩大爭議：“漂綠”醜聞與缺乏標準

過去幾年，和鞋服品牌ESG宏偉藍圖、各種環保宣傳相伴出現的，往往還有層出不窮的“漂綠”醜聞。這一現象在其他行業其實也不罕見，尤其是“漂綠”的重災區燃油車行業。當年轟動一時的大衆“排放門”事件，一度致使大衆股價在短短兩個交易日內跌近50%。鞋服品牌的“漂綠”醜聞影響力雖然沒有那麼大，但也值得引起警惕。

觀察可以發現，鞋服品牌的“漂綠”醜聞主要發生在以下兩種情景之中。第一種情況爲了達到宣傳目的，誇大環保投入和效果，甚至發佈一些欺騙性信息。

最近一個典型案例，是Lululemon。去年2月，Lululemon被爆出生產原材料並不像其ESG報告裏所說的那麼環保，加拿大競爭局隨後正式介入調查。根據Lululemon此前披露的報告，得益於對聚酯材料的循環利用，其在2015-2022年期間減排幅度高達78%。但非營利組織Stand.Earth的調查指出，Lululemon在2020-2022年期間，因生產造成的溫室氣體排放量激增861553噸，主要就是因爲其仍在大規模採用無法降解的尼龍面料。

Lululemon當然不是特例，往前數，H&M、迪卡儂等多個品牌也曾被爆出類似醜聞。比如迪卡儂在2022年因爲涉嫌誤導性宣傳遭到荷蘭市場監管機構調查，調查人員指責該企業給普通材質生產的產品打上“生態設計”標籤；H&M則在幾乎同一時間遭到挪威消費者管理局的指控，該公司旗下的“Conscious系列”產品號稱採用可持續採購材料製成，但並沒有提供具體的樣本、採購數據作爲佐證。

多個知名品牌都曾深陷“漂綠”醜聞

第二種情況，則是隱藏關鍵信息，如產品原料、加工方式等，或使用一些指向不明的術語，以規避監管機構檢查、誤導消費者。

比如耐克，在2023年遭到美國環保人士Maria Guadalupe Ellis的起訴，指控其並未對所謂的“Move to Zero”標籤提供詳細解釋。當時，耐克對在售的超2400款產品打上象徵零碳排、零廢棄的“Move to Zero”標籤，但並非所有產品都標明瞭使用的可再生材料比例，Maria Guadalupe Ellis懷疑當中可能只有約239款產品標記符合環保標準。

雖然經過長達近一年的審理後，美國當地法院以原告缺乏證據爲由駁回了這項針對耐克的訴訟，但層出不窮的“漂綠”事件，依然給耐克等品牌苦心建立的環保形象蒙上了一層陰影。至於針對Lululemon的調查，直到現在仍沒有最終定論。這背後，指向了鞋服行業環保工程的另一大難題——缺乏統一標準。

什麼樣的面料、怎樣的生產工序纔算環保，企業的ESG報告需要詳細到什麼程度，乃至監管機構的職權範圍到底如何劃分，目前在業內都沒有完全達成共識。在回收二手、廢棄物料和研發新型材料的過程中，會耗費多少額外資源，是否真的能減少總碳排放量，更是一本很難算清的環保賬，品牌也得在投入和利潤中尋找平衡。

考慮到這些現實情況，目前也只有一批頭部品牌敢喊出碳中和目標，要實現整個行業的綠色生產、良性循環，還有很長的路要走。不過隨着時間推移，我們還是可以看到一些可喜的變化：比如品牌披露的ESG報告越來越細緻，成品和二次回收產品的標識和追蹤信息也愈發清晰。太平鳥就承諾到2030年之前完成100%產品的碳足跡信息標記，波司登對“驕陽”系列產品進行了精確到KG/件的碳足跡標記，這些措施都有利於提高企業ESG工程的透明度，重拾公衆信任。

當然，光靠品牌的努力也不夠，還得發動上下游產業鏈合作伙伴一起轉型，曾受到“漂綠”醜聞影響的H&M就宣佈和投資集團Vargas Holding合作成立紡織品回收工廠，並和美國特種聚酯供應商Selenis合作，處理回收物料；監管機構也得不斷細化各項規則，建立統一標準，比如出了名嚴格的歐盟就在去年出臺了專治“漂綠”行爲的《爲綠色轉型賦能消費者》方案，對“零排放”、“碳中和”等措辭的使用情景做出了詳細要求。

四個方向：面料、生產、門店和宣傳

目前，鞋服企業的ESG環保工程，主要有四個發力方向。

第一是提高原材料的環保屬性。鞋服企業每年需要消耗大量紡織、皮革、尼龍等原材料，其中不少面料的可降解度都很低，難免會環境造成壓力。研發環保面料，可以說是從源頭減輕污染源。

具體而言，主要有兩種方式。一種是自主研發新型環保面料，這些材料要麼採用可再生資源、可降解材料，要麼減少化學物質的使用，以減輕環境污染。比如波司登開發的100%生物基尼面料，主要由纖維素、植物油等可再生材料製成，更容易在自然環境中降解；阿迪達斯和PUMA則選擇和芬蘭的創新材料企業SIPNNOVA合作，開發不含染色、漂白化學劑成分的“SIPNNOVA複合纖維”，比如阿迪達斯TERREX HS1系列、PUMA的Sports Style系列等都在使用這種新型材料。

另一種方法，則是對二手面料、廢舊產品進行循環利用。比如耐克經典的Air系列，承諾對90%以上的鞋底生產廢料進行循環利用，Space Hippie系列則主要採用生產中的邊角料作爲原材料；SHEIN旗下的evoluSHEIN系列，則採用從回收塑料廢料中提取的纖維面料。爲了追趕潮流，要鞋服品牌減少生產量並不現實。要是能對過剩產品、廢棄原料進行再利用，也算是一種折中之策。

阿迪達斯TERREX HS1系列、耐克Air系列等都在環保面料 圖源：微博

第二，低碳生產。傳統的鞋服生產線，不僅極度依賴石油、天然氣等化石能源，對水資源的消耗也十分龐大。通過改革生產工藝，尤其是改造印刷、熨燙等環節，便能有效減少能源消耗，減輕環境壓力。比如SHEIN從2018年開始大力推行的數字熱轉印技術，可以在乾燥的環境工作，相比傳統的絲網印刷能大量減少水資源消耗。據其統計，藉助這項技術，SHEIN在過去四年節約了大概59萬噸水。

第三，開設新一代綠色門店。這一類門店的環保屬性主要體現在日常運營、裝修等維度，通過採用環保材料裝修、使用清潔能源等形式減少碳排放。而門店作爲直接展示品牌形象的載體，也肩負起更多宣傳環保的任務，國內幾大運動品牌，如安踏、李寧都是這方面的佼佼者。

安踏去年4月在上海武康路開出首家“0碳使命店”，門店裝修中保留原牆體和地面，燈具、空調等設備全都採用二手產品，貨架、圍擋布簾全部採用舊衣物和拼接材料，據悉比常規門店減少30%的碳排放量。李寧則和美的樓宇科技合作運營綠色智慧門店，比如北京李寧中心旗艦店，在美的的技術支持下可以減少空調系統的能耗，“智慧門店管理系統”則可以根據營業的不同時間段、客流量智能調節室內設備運行功率。

安踏首家“0碳使命店”開業後邀請了大量藝術家、環保人士前來打卡 圖源：微博

第四，組織環保主題宣傳活動、參與公益計劃。由於操作形式簡單，這也是鞋服品牌參與度最廣、傳播力度也最大的環保工作。

公開資料顯示，大多數鞋服企業都和各國環保組織建立了長期合作關係。比如優衣庫和中華環境保護基金會合作舉辦的“淨灘活動”，已先後走進上海、廣州、深圳等多個城市，聯動一大批環保人士和公益組織；SHEIN成立了非營利性組織“SHEIN基金會”，並和非洲收集紡織品基金會（ACT）達成合作，向後者捐贈資金、聯合在非洲推出廢舊紡織品回收試點計劃。

除了合作之外，不少品牌也有自己的招牌項目。像耐克的“Nike Grind”回收項目已經有超過30年的歷史，據統計至少回收了超3000萬雙舊鞋和超1.2億磅廢棄材料。而爲了方便消費者參與，耐克還在2022年便和支付寶達成合作，上線舊鞋回收小程序。

耐克長期開展球鞋回收工作 圖源：耐克官網

四線出擊、出錢又出力，鞋服企業爲了啃下ESG這塊硬骨頭是下足苦工。這背後，當然也有不得不努力的主客觀因素。

從客觀角度來看，各國監管政策收緊、輿論壓力漸增，鞋服企業必須做好ESG工程才能維護好品牌形象。在海外，歐盟是推動環保政策實施的頭號主力，先後推出了“禁燃令”、“限氟令”等一系列指令，並開出過多張重磅罰單。在國內，滬、深交易所在去年先後發佈了《可持續發展報告指引》，表示將加快完善ESG信息披露規則，被業內視爲強制披露進入倒計時的信號。

主觀層面上，低碳生產、綠色門店等努力背後，其實牽涉到生產、物流、經營等環節的升級，從長遠來看，無疑可以幫助企業控制成本、提高效率，符合長期利益。從這個角度看，環保潮流也相當於迫使鞋服企業加快改革，提升數智化程度。

無論出於主觀還是客觀因素，環保都是一項長期性、整體性工程。而這裏面，“自覺”是關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