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對特朗普政府掀起的第二輪關稅風暴，美聯儲主席鮑威爾將迎來比2018年更爲棘手的政策考驗。

這並非鮑威爾首次在貿易衝突中掌舵貨幣政策。2018年3月，當特朗普首次宣佈對鋼鐵和鋁分別徵收25%和10%的全面關稅時，鮑威爾正執掌美聯儲。此後數月，特朗普政府又威脅對加墨兩國開徵關稅。

但今時不同往日——無論是美國經濟現狀，還是美聯儲的政策工具箱，都已發生深刻變化。

漢密爾頓學院經濟學家安·歐文（Ann Owen）指出兩次貿易衝突背景的差異：“通脹、通脹、還是通脹。”2018年時，數代美國人從未真正經歷過高通脹，2%的通脹率如同呼吸般自然。如今，經歷四年“天價雞蛋”洗禮的民衆對物價敏感度陡增。

“任何關於關稅影響的討論都必然觸及通脹，這會直接影響公衆的通脹預期，”歐文指出。通脹預期自我實現恰是美聯儲的噩夢。

2018年時任美聯儲副主席的克拉裏達（Richard Clarida）回憶道，彼時持續低通脹環境讓美聯儲將關稅視爲一次性衝擊。如今局面更爲複雜：除加墨關稅爭端外，歐盟報復性關稅風險隱現，“潛在關稅清單長得多”。

就業市場方面，2018與2025年失業率均徘徊在4%的健康水平。但近期非農與GDP數據顯示經濟動能減弱。摩根大通資產管理分析師斯蒂芬妮·阿利亞加（Stephanie Aliaga）指出：“2025年的美國經濟比2019年脆弱得多，通脹與增長風險令美聯儲陷入兩難。”

政策選擇空間收窄令局勢雪上加霜：維持高利率抗擊通脹可能扼殺增長，降息刺激經濟則恐致通脹失控。鮑威爾“走鋼絲”的藝術面臨終極考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