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學技術普及法》施行20餘年，有效推動科普事業不斷發展、公民科學素質提升。不過，科普事業的發展依然面臨挑戰。

　　“我國科普事業在信息化建設、公民科學素質提升、科普活動普及和科普場館建設等方面，取得了顯著成就，但依然存在資源配置結構性失衡突出、供給質量與需求存在代差、市場激勵機制尚未健全等問題。”全國兩會期間，全國政協委員、知乎創始人兼首席執行官周源接受時代週報記者採訪時表示。

　　周源建議，在新修訂的《科學技術普及法》的具體實踐過程中，應聚焦當前科普工作中存在的短板和難題，爲推動科普事業再上新臺階、建設創新型國家和世界科技強國奠定基礎。

　　今年全國兩會，周源帶來了三份提案，內容不僅有推動科普資源優化配置，還涉及借鑑“楓橋經驗”深化網絡盜版綜合治理以及推動文化建設事業費改革，助力互聯網廣告產業高質量發展等多個方面。

　　對於綜合治理網絡盜版問題，周源表示，網絡盜版是制約我國數字經濟發展的頑疾之一，其根源在於利益驅動下的產業鏈化運作，以及現行治理體系中存在的取證難、維權慢、懲戒弱、意識薄等短板。

　　在提案中，周源建議借鑑“楓橋經驗”中“依靠羣衆、預防爲主、源頭治理、多元協作”的核心思想，構建以版權監管爲主導、多平臺協同共治、全社會參與的盜版治理體系。版權治理從政府向監管向社會多元共治升級，有利於發動最廣泛的力量。

　　科普資源存在“結構性失衡”

　　時代週報：你在提案中指出我國科普資源存在“結構性失衡”，能否舉例說明這一問題的具體表現？

　　周源：我國科普事業在信息化建設、公民科學素質提升、科普活動普及和科普場館建設等方面取得顯著成就，但依然存在資源配置結構性失衡突出、供給質量與需求存在代差、市場激勵機制尚未健全等問題。

　　最突出的表現是，過去以主流媒體爲核心的中心化格局發生了很大變化。自媒體大量湧現，短視頻內容比重上升，中央廚房式的內容供給已不能滿足新時代科普的需求。

　　平臺單方面的力量終有邊界，因爲對於社會化平臺來說，科普內容大多定位於品牌或公益項目，很難在其中獲得回報。因此，今年我在提案中提出了相關建議，希望國家出臺針對科普企業稅收優惠的辦法，設立科普社會責任指數，並納入企業社會責任的評估和高新技術評定體系，讓長期堅守在科普陣地上的企業有所回報，從而廣泛動員社會力量參與科普事業，解決傳播資源失衡的問題。

　　時代週報：提案中提到“科普內容供給質量與需求存在代差”的問題，你認爲應如何藉助互聯網平臺和新技術提升科普內容的吸引力和覆蓋面？

　　周源：近年，我們天宮圓夢、北斗組網、逐夢人造太陽，各種科技突破令人振奮。在知乎上，夸父一號衛星首席科學家甘爲羣，講述中國發射太陽探測衛星背後的故事，其中還有天眼、北斗等項目科學家都親自作答。

　　大國重器和頂尖科學家藉助互聯網平臺傳播科學知識，已非常普遍。而且我們觀察到，這些科普內容越來越貼近大衆生活，非常有趣味性。互聯網平臺非常適合跨界聯動，把好奇心變成好內容，向大衆傳播更多有趣的科普知識。

　　大模型技術出現後，知乎推出了AI搜索產品“知乎直答”。專業答主的可信內容與AI技術相結合，大大緩解了AI幻覺，也讓更多靠譜的科學知識被更多人看見。此後，我們還推出了“專業搜索”，引入超過5000萬篇中英文文獻數據，滿足各個領域的專業搜索需求、知識學習和傳播。不久前，我們還接入了“滿血版”DeepSeek-R1模型，將社區優質內容與先進推理能力結合，讓用戶在搜索專業解答時有更好的體驗。

　　時代週報：你怎麼看待“無窮小亮”這類型科普博主的爆紅？對於“推動科普資源優化配置”有何意義？

　　周源：我覺得“無窮小亮”爆紅的背後，反映的是大衆對科普知識的需求非常強烈，只是長期缺乏趣味性和專業性俱佳的內容，也就是供給不足。

　　作爲昆蟲學碩士，“無窮小亮”做出非常有益的嘗試，在廣大的科技工作者中間，一定存在着產生更多的“無窮小亮”的可能。因此，我們需要持續激發科普創作者的創作熱情，讓更多“無窮小亮”實現科研與科普的雙向奔赴，真正讓科學精神融入公衆生活。

　　借鑑“楓橋經驗”構建社會共治的盜版治理體系

　　時代週報：你提出借鑑“楓橋經驗”構建社會共治的盜版治理體系。在即將到來的人工智能時代，“依靠羣衆”如何具體落地？

　　周源：“楓橋經驗”是依託羣衆開展的基層社會治理模式，將其核心思想用於打擊盜版，我覺得最重要的是深化分層普法教育，築牢全民版權意識防線。

　　首先是針對公衆，實施“反盜版公益宣傳”。如鼓勵網絡內容平臺開發反盜版系列微短劇、文學作品等，展現盜版對創作者生存的衝擊；在熱門影視劇片頭或網絡文學作品番外篇嵌入“反盜版彩蛋”，以劇情化場景警示法律後果；同時鼓勵平臺設立“全民反盜版監督員”獎勵計劃，對舉報重大侵權線索的羣衆給予版權消費券等激勵，從而提升公衆的版權保護意識和參與度。

　　第二是針對青少年，推動版權教育進教材。在中小學信息技術、道德與法治課程中增設“數字公民版權素養”模塊；開發“版權守護者”青少年普法互動實踐課，通過模擬侵權案件審判強化規則認知，從小培養青少年的版權保護意識，爲構建健康版權生態奠定基礎。

　　這個過程中，互聯網和人工智能技術都可以有效降低傳播門檻、科普反盜版知識，提高公衆的知識產權意識。

　　時代週報：你認爲解決網絡盜版問題，要構建包括“多平臺協同共治”等要素在內的盜版治理體系。那麼，如何明確平臺責任，並避免“一刀切”政策對內容創新和用戶體驗的負面影響？

　　周源：在網絡文學生產和消費鏈條上，大致可分爲內容生產（如影視公司、文學原創平臺、出版社）、分發（視頻平臺、閱讀平臺）、社交媒體、電商平臺、網盤及技術服務機構等多方平臺，的確存在利益訴求不同，責任劃分不清的問題。因此，我建議由國家版權管理部門牽頭，聯合各平臺建立常態化協作機制。

　　該機制需要有快速響應規則，不論在哪個環節發現侵權行爲，都可以通過統一接口向協作平臺提交證據，觸發技術覈查義務；而涉事平臺應在限定時間內啓動侵權程序，切斷傳播路徑，並及時將信息傳遞至協作平臺；在協作平臺接受明確的盜版線索之後，應當展開全網篩查，對實施盜版的主體或個人採取封禁賬號、凍結資產、固定證據等一系列措施，並及時將信息傳遞至監管部門作爲立案依據。

　　這種多方協同的“技術+機制”創新，既能降低權利人的舉證成本和維權週期，又能爲行政執法提供符合司法認定的證據鏈條，最終形成“侵權發現－證據固定－快速處置”的閉環治理體系，推動版權保護從被動應對向主動預防轉型。

　　時代週報：能否結合知乎打擊盜版的具體舉措或者案例談一談？

　　周源：在內部，我們將反盜版工作提升到了戰略級別，成立了專門的反盜版團隊，持續投入人力物力，通過不斷完善社區機制、自研反盜版系統、應用算法、AI技術創新等手段，提升盜版監測和篩查效率；在外部，我們積極聯動多地公檢法等有關部門，共同打擊盜版行爲。

（文章來源：時代週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