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天，斯科特·奧尼爾是一名管道銷售助理，工作地點在路易斯安那州的科文頓（位於新奧爾良以北約40英里）。一月下旬寒潮來襲，給他帶來了近期工作中最大的挑戰。他告訴《福布斯》：“氣溫降到個位數後，電話就沒停過，我簡直忙得不可開交，到處都是水管凍住、破裂的情況。”

然而到了晚上，奧尼爾還面臨着另一種挑戰——訓練先進的AI模型。

作爲估值140億美元的AI數據公司Scale的合同工，他每週花費數小時爲ChatGPT等機器人生成的回答打分。他的任務各不相同，有時需要評估AI回答是否準確、表述流暢且“沒有AI味”，有時需在兩條回覆中選擇更優的一條，若兩者均不合格，他就會直接重寫答案。奧尼爾擁有網頁開發學位，每週能從這份工作賺得300至1000美元，具體取決於工作時長。

奧尼爾是Outlier平臺上數十萬標註員的縮影。

在這個由Scale運營的平臺上，自由職業者通過完成有償任務來爲該公司的企業客戶訓練生成式AI模型，這些客戶包括谷歌、Meta和OpenAI。Scale向《福布斯》透露，過去一年裏，像奧尼爾這樣的美國工作者是平臺上增長最快的貢獻者羣體。

OpenAI發佈ChatGPT，引發全球AI熱潮，一年之後的2023年，Scale推出了Outlier。當諸如谷歌的Gemini、Meta的Llama等AI模型針對某個提示生成答案時——無論是給老闆寫一封措辭得當的郵件、解決多步驟物理問題，還是爲一個待辦事項應用編寫代碼——它們給出的答案並非單純是機器學習的成果。在幕後，還有無數人類工作者投入無數小時“微調”這些模型，他們對模型回答進行評分、剔除暴力或性虐待等不當內容，以及翻譯不同方言的文本。

實際上，人工智能模仿人類推理的能力越是精進，對人類的依賴反而越強，尤其需要具備特定領域知識的高技能人才來優化模型。

例如，需要有藝術碩士（MFA）來撰寫短篇小說，以便讓模型學習新文體；還需要有博士來確保AI能正確應用數學定理，或是需要他們來編寫達到Facebook工程師水平的生產級代碼。爲了完成這些任務，Scale公司對高學歷人才的依賴程度越來越高。

該公司向《福布斯》提供的數據顯示，Outlier平臺上87%的標註員擁有大學文憑，其中48%有學士學位，27%有碩士學位，12%有博士學位。

隨着Scale對領域專家的需求不斷增加，該公司越發將美國當作標註員的首要來源地，而不再將工作外包到海外。公司獨家向《福布斯》披露了Outlier項目貢獻者在美國的地域分佈情況：這些標註員分佈在全美9340個不同的城鎮，其中人數最多的大城市包括休斯頓、芝加哥、洛杉磯、紐約市和亞特蘭大等，愛達荷州雷克斯伯格、佛羅里達州湖瑪麗等小城市也有Outlier的標註員。19%的合同工居居住在鄉村地區。

Outlier項目將重心轉向美國本土的舉動與公司首席執行官汪滔（Alexandr Wang）“美國優先”的AI理念相契合。Scale已和美國政府簽署多項國防合同，其中包括與陸軍、空軍以及國防創新小組的合同。3月初公佈的一份新合同隸屬於國防部Thunderforge項目，將使用Scale的技術部署軍事用途的AI智能體。今年1月，Scale在《華盛頓郵報》刊登整版廣告，汪滔在其中公開呼籲總統唐納德·特朗普加大美國對人工智能的投入，助力美國在AI主導地位爭奪戰中拔得頭籌。

不過，Scale倚重美國人才不單單是爲了創造就業機會。

在各國爭奪AI領導地位的當下，Outlier負責人Xiaote Zhu向《福布斯》坦言：“我們希望確保美國在這些模型中有話語權。實際上，我們所做的工作就是把人類的專業知識、價值觀和偏好融入這些模型。融入專業知識還不夠，還要有價值觀和偏好——我覺得這一點很值得強調。當然，爲了實現這一點，讓能代表美國公民的人員參與其中是非常重要的。”

Outlier是Scale業務的核心支柱之一。這家非上市公司目前估值140億美元，去年9月宣稱年化收入達到10億美元，但並未單獨披露Outlier的貢獻。但隨着業務增長，批評也隨之而來。過去幾個月，Scale至少面臨三起來自Outlier合同工的訴訟，指控其工作條件惡劣，比如存在心理健康支持缺位和剋扣薪資的現象——使用合同工的科技公司常遭類似指控。

去年11月，Scale AI任命此前擔任公司生成式AI運營負責人的Xiaote Zhu爲Outlier首任總經理，由她引領該平臺在關注度攀升並不斷發展之際穩步前行。Xiaote Zhu表示：“顯然，我們正在塑造人工智能的未來形態。隨着AI的應用越來越廣泛，我們的所作所爲將對其發展產生決定性影響。”

Scale公司向Outlier平臺合同工宣傳時稱，這是零工經濟的新階段——既能保持開Uber網約車或爲Postmates送外賣的自由度，又能享受居家辦公的舒適。（事實上，Uber去年推出了自己的外包數據標註平臺Scaled Solutions。）

Outlier平臺的合同工（有時候也被叫做“任務員”）平均每週工作約6小時。但平臺最高產的用戶，比如阿拉巴馬州伯明翰市46歲的兼職數據分析師凱倫·哈特（Karen Hart），每週工作時長可達20小時。擁有流行病學碩士學位的哈特已完成了“數百項，甚至可能上千項”任務，包括爲語言模型的回答打分，並撰寫打分的原因說明等。合同工受僱參與單個項目，按小時或按任務計酬。Scale公司表示，薪酬水平取決於貢獻者的資質、所在地區及客戶需求。哈特透露她時薪通常在25至30美元之間。

這份差事的一大吸引力在於可以遠程工作。“我喜歡住在樹林裏，骨子裏就是個鄉下人。”奧尼爾說，“既能隱居山野，還能和科技世界保持連接，感覺非常不錯。”

這份工作有時也會讓外界對這些任務員產生誤解。

當奧尼爾向人提及自己從事人工智能訓練時，多數人都會一臉茫然。即便是知曉這份工作的人，腦海中浮現的也是某個偏遠國家的工作人員孤零零坐在電腦前的場景。但哈特表示，她在Outlier的合同工論壇中找到了歸屬感——他們不僅能在論壇上交流心得、答疑解惑，還能向Scale官方人員尋求幫助和支持。“每次登錄看到那些熟悉的ID，就像看到老朋友一樣欣慰。”

早在推出Outlier平臺以前，Scale就已涉足數據標註領域。2017年，該公司推出專注於無人駕駛AI軟件標註的子公司Remotasks，通過標註視頻畫面中的樹木、行人和其他物體，幫助車輛計算機視覺系統實現環境識別。該平臺至今仍在運營，擁有超24萬名任務員，但因薪酬過低、工作節奏過快而備受爭議——全球南方國家人士居多的合同工指控Scale存在勞工剝削。六年後，Scale推出Outlier，爲生成式AI任務提供同樣的數據訓練服務。

Xiaote Zhu承認數據標註工作確實聲譽不佳。她說：“這可能是因爲早年間的AI沒那麼先進，這類標註工作被視作低技術含量的工種。但現在我們進入了新紀元，AI模型比以前先進多了。”

這意味着任務員的工作也變得複雜多了。Scale公司現場首席技術官維賈伊·卡魯納穆爾蒂（Vijay Karunamurthy）在接受《福布斯》採訪時表示：“這是可能要耗時數小時才能完成的工作，而不是那種只專注整個技術難題中某個單一環節的工作。”

在開發模型的過程中承擔更復雜的任務，讓哈特從自己爲構建新AI系統所做的工作中獲得了更多的滿足感。用她的話說就是：“就像有一本萬衆期待的新書，而你獲得了搶先試讀權。”

Scale在Remotasks項目上面臨的批評，到了Outlier這裏依然未能倖免。

今年1月，一項集體訴訟指控該公司讓Outlier平臺的合同工接觸令人不安的內容，導致他們遭受“嚴重心理傷害”，卻未向勞動者提供足夠的心理健康支持。另一項訴訟指控該公司支付給員工的工資低於最低工資標準，並將他們錯誤地歸類爲合同工，而非享受福利和加班費的正式僱員。第三起訴訟也提出了類似指控。

Xiaote Zhu拒絕就這些訴訟置評。她說：“從我日常接觸平臺參與者的經驗來看，絕大多數都對工作內容相當滿意。”她指出，公司已經解決了批評者提出的一些問題，比如改進支付系統，提高某些任務的薪酬透明度等。去年12月，公司對任務員後臺的收益模塊進行了改版升級，提供更詳細的支付和工作歷史明細。

“和許多其他科技公司一樣，當經歷業務高速擴張時，平臺某些部分可能不像你期望的那樣完善和成熟。我覺得這點在我們公司體現得很明顯。”Xiaote Zhu說道，借用了大型科技公司慣用的“成長的煩惱”說辭：“過去一年我們經歷了業務規模激增，雖然我們持續投入基礎設施建設以提升平臺穩定性，但確實在某些方面還有提升空間。”

奧尼爾說，他注意到Reddit上有人對Outlier項目頗有怨言，但他並不認同。“我的話不太中聽，但恕我直言，他們（那些抱怨的人）有點自視過高——雖然這麼說可能不太客氣。”他說，自己很感激Outlier提供的靈活工作模式與收入來源，靠着這份收入，他能帶家人去佛羅里達的彭薩科拉海灘度假。哈特則用這筆錢送女兒去參加太空營。

加州的合同工史蒂夫·麥金尼（Steve McKinney）是兩起訴訟的原告，他在向《福布斯》提供的聲明中稱，Outlier讓他心理健康受損，因爲他和其他合同工在訓練語言模型，使之更安全且更具人性化的過程中，必須面對“令人髮指”的內容。在訴訟中，他聲稱由於任務複雜，實際耗時“超過規定時間”，自己只拿到了25美元時薪的一部分。“目睹Scale AI在薪酬問題上欺詐勞動者，通過壓榨生活拮据的羣體爲自己牟利，真的很憤怒、很噁心。”

馬里布市克拉克森律師事務所（Clarkson Law Firm）合夥人、麥金尼等Outlier平臺勞工訴訟案代理律師格倫·達納斯（Glenn Danas）指出，平臺工時限制是根本癥結所在。他表示，隨着平臺業務向高技能人才傾斜，這種壓力有增無減：“特別是受過高等教育且擁有不同專業背景的從業者，他們真的想在任何工作中都做到盡善盡美。無形的鞭子逼着他們連軸轉，這讓他們非常焦慮。”

Scale否認在工時限制與薪酬發放方面存在不當行爲。公司發言人表示：“我們會在工作者開始任務前，明確告知預估耗時及對應報酬標準，並與他們達成一致。”該發言人還聲稱，平臺設定的時限“往往比預估所需時間更爲寬裕”。

公司補充道：“爲了支持從事這項重要工作的貢獻者，我們建立了多重保障機制，包括提前告知工作內容的敏感性質，給予他們隨時可退出的選擇權，以及提供健康和福利項目。”

奧尼爾和哈特表示，他們並未遇到訴訟中提及的問題（兩人的採訪由Scale公司安排，且有其公關人員在場）。他們對《福布斯》稱，自己沒有感受到Outlier平臺時間限制帶來的壓力，經手的內容也沒多到難以應付，或難到無力招架”。

奧尼爾說：“還沒什麼棘手的情況是我應付不來的。我在管道維修業摸爬滾打多年，那纔是真正的挑戰。”

本文譯自：

https://www.forbes.com/sites/richardnieva/2025/03/06/scale-ai-outlier-us/

文：Richard Niev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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