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揚之】
上一屆“交通燈“政府在成立之初躊躇滿志,曾自稱是“進步組合”(Fortschrittkoalition)。默茨也想給自己將領導的新政府取一個合適和響亮的名稱。
他本人提出的建議是“黑-紅工作組合”(Schwarz-rote Arbeitskoalition)。他的黨總幹事長李訥曼(Carsten Linnemann)附和道:“沒錯,新政府叫什麼無所謂,重要的是得工作。”
沒想到,默茨的建議招來一通“奚落”,甚至還殃及其本人。有評論說:“能提出這種名稱的人,一定是個枯燥乏味,情商極低的人。”無奈中,老默只好自嘲道:“我那只是拋磚引玉,下面就看大家的了。”
還別說,這場對外“徵名”活動真的引來了不少“玉”。
譬如,鑑於以往的聯合政府——除用顏色來做象徵外——還多以國旗色取名,如“牙買加組合”、“德國組合”、“肯尼亞組合”等,所以,這次有人建議用“阿爾巴尼亞組合”。
在所有建議中,最刻薄的來自這次大選出局的自民黨(FDP):“債務組合”(SchuKo),意指新政府還沒上臺就欠了一屁股債;既貼切又可愛的建議則來自網絡:“花大姐組合”(Marienkäfer-Koalition)。
在本週三(4月9日),紅底黑點的“花大姐”展翅起飛:經過數週的討價還價,德國聯盟黨(Union)和社民黨(SPD)終於就未來的聯合執政達成協議。
前情回顧
本屆德國聯邦議會選舉於今年2月23日舉行。2月24日上午公佈初步官方結果,聯邦選舉委員會於3月14日確認最終結果。
與往年類似,本次大選無一政黨獲得絕對多數,因此需組建聯合政府。
由於默茨(Friedrich Merz)選前就明確拒絕了選項黨(AfD)的合作意向,中右的自民黨(FDP)又未過5%的入院線,作爲第一大黨的聯盟黨,其組閣的選項理論上有兩個:“黑紅”兩黨組合或“黑紅綠”三黨的所謂“肯尼亞組合”。
在經歷了上屆“交通燈”政府的破裂之後,三黨模式已不受歡迎,所以,勉強過議會多數的“黑紅”聯合實際上成爲未來政府的唯一選項。
只不過,這次德國大選有些“生不逢時”:
1月20日特朗普宣誓就職後,推出的各項政策幾近瘋狂,把國際局勢攪動得濁浪滔天。歐盟內外交困,焦頭爛額:一方面要應對來自東西方的兩面夾擊(東有普京,西有特朗普),同時又堅持繼續援助烏克蘭。
世界亂象頻生,德國卻羣龍無首。
“交通燈”政府於去年11月破裂後,朔爾茨領導的內閣在議會中已失去多數,執政力大大削弱;而新政府尚未出籠,德國實際上處於“政治休克”狀態。因此,歐洲的諸多重大決策和行動,如重新武裝、組建援烏的“意願聯盟”等,柏林方面幾乎無聲無息,站在聚光燈下的基本上是法國的馬克龍和英國的斯塔默。
基於這個原因,有望成爲下屆總理的默茨不願浪費任何時間,在選後的第二天即馬不停蹄地開啓了聯合政府的組建談判。
組閣流程以及職位分配的“潛規則”
在德國,聯合政府的組建是一個複雜而多階段的過程,包括政治談判(“摸底”接觸和正式談判)、討價還價後達成妥協結果、黨內對聯合執政協議進行表決、總統推舉和議會選舉總理等環節。
既然“黑紅”組合是唯一現實的選項,所以,這次聯盟黨和社民黨的“摸底”階段(Sondierungsgespräch)爲時很短。雙方三黨(所謂”聯盟黨”其實包括基民盟和基社盟這兩個姐妹黨)很快達成一致,並於3月13日正式啓動正式談判。
爲此專門設立了16個工作組,分別負責處理經濟、移民、財政等核心議題。每個工作組深入探討其負責領域中的具體政策,並提出建議和妥協方案。這些結果隨後被提交給由雙方領導人組成的指導小組進行審議。
之後,談判方進入聯合執政協議起草階段。對於一些難度較大懸而未決的關鍵問題,例如移民政策或財政預算分配,雙方通過進一步的高層磋商達成了現在的最終妥協。
達成協議並不是政府成立。按照程序,最後形成的協議草案還將提交給各黨進行內部表決:聯盟黨這邊由“聯邦執委會”(Bundesvorstand)和所謂的“小型黨代會”(Kleiner Parteitag:Bundesausschuss)批准,而不需要進行黨員投票。社民黨這邊的程序相對複雜:草案是否能通過,必須由基層表決結果來定奪。
再下一步就是聯邦總統向聯邦議會提名總理候選人,由議會進行表決。《基本法》沒有就這一環節規定具體的時限,只是要求總統在“合適”的時間內推動此事。
如果不出意外的話,聯邦議會的總理選舉將於5月初進行。作爲第一大黨的主席和聯盟黨的總理候選人,加上未來聯合政府夥伴社民黨的支持,默茨這次入主總理府已無懸念。
1990至2021年曆屆德國政府組閣所花費的天數
從上表中可以看出,默克爾的最後一屆聯合政府組閣(2017年)最艱難,破紀錄地長達171天,差不多半年。本次政府耗時兩個多月,與之前相比不算太長。
內閣職位的分配通常在整個談判的最後階段完成,但真正宣佈要等到各黨通過“聯合執政協議”之後。
這個看似“水到渠成”的人事安排絕對不是簡單的按個人能力推舉出來的結果,而是受多種因素的影響,展現了複雜的政治平衡。
首先,黨派之間的比例分配(Proporz)是一個關鍵因素。參與組閣的政黨通常會根據選舉結果和談判中的“權力分配”協議,決定每個政黨可以獲得多少個部長職位。
根據週三新聞發佈會上黨魁們零星透露的消息,這次的組閣似乎採用了“7-7-3”公式,即基民盟(CDU)和社民黨(SPD)各得7個部,基社盟(CSU)獲得3個部。這種比例分配既要大體反應民意,又要確保了各黨派在聯合政府中的相對平衡。
其次,地區代表性也是一個重要考量。各黨派之所以努力在內閣中平衡來自不同聯邦州的代表,主要出於“政治象徵”、“實力體現”和“山頭派系”等三個方面的原因:
“政治象徵”在於強調國內各州的 “團結”,譬如,德國統一後,每屆政府都會給原東德那幾個州一定的比例,當年默克爾進入科爾內閣就是一個例子。
“實力體現”是指顧及黨內各州黨部的實力。德國主要政黨在16個州里都有自己的黨部,成員人數不等;它們在黨內事務中的作用舉足輕重。以基民盟爲例,它在西部北萊茵-威斯特法倫州的黨部實力最強,無論是選黨主席,還是確定總理候選人,默茨都離不開該黨部的鼎立支持。所以,它在聯邦內閣的人事佈局中應該會有所體現。
“山頭派系”是指平衡黨內以及地方勢力。德國各政黨內也存在各種“派系”,而且成因不同,有歷史形成的,有區域特色的,也有不同意識形態立場造成的,如綠黨中的“理想派”(Fundi)和“現實派”(Realo)。
黨領導既要依仗地方實力派,同時又要保持力量平衡。譬如,默克爾執政末期,爲了不讓對她“三心二意”的北威州派在黨內影響太大,她在組閣時故意將天秤偏向西南邊境的薩爾小州(Saarland),外長馬斯(Heiko Maas)、防長克蘭普-卡倫鮑爾(Annegret Kramp-Karrenbauer)和經濟部長阿爾特邁爾(Peter Altmaier)均來自那裏。
此外,性別平衡和世代更新也是近年來越來越受到重視的因素。特別是在社民黨內部,通常會強調內閣成員的性別平等,並推動年輕一代政治家進入領導層。而基民盟方面,也面臨着如何在傳統男性主導的政治文化中提升女性代表性的問題。
最後,個人政治前途和黨派利益也在職位分配中起到重要作用。一些關鍵職位,例如財政部長或外交部長,被視爲具有戰略意義的職位,不僅影響政府政策方向,還可能爲未來的總理候選人提供平臺。例如,這次社民黨領導人克林拜爾據說將出任財政部長兼副總理,顯然是在爲其2029年競選總理鋪路。
這屆政府雖然是“黑紅”的雙組合,但由於聯盟黨由基民盟和基社盟組成,這屆政府實際上是“三黨”聯合執政。這自然也會體現在部委歸屬的問題上。
一般來說,財政部、內政部、國防部、經濟部、勞工部和外交部被稱爲“六大部”,可見其重要性。由於總理府部長(“大內總管”)一職通常都由總理本人的黨內親信擔任,所以,上述六個大部中聯盟黨和社民黨各佔一半。
在內閣責任制的體制內,各部實行的也是“首長制”,即,哪個黨執掌的部,就由哪個黨說了算。但無論哪個部都離不開財政部的撥款,因此它是總理府之外唯一一個參與內閣所有議題的部門。
組閣時,哪個黨出任總理,另一個執政夥伴黨一般會拿到財政部這個“錢袋子”。財政部長有時還兼任副總理,形成對總理府的有力掣肘。
同理,哪個黨拿下內政部,那麼夥伴黨就會分得司法部。根據三權分立的原則,隸屬內政部的警務系統,則會受到司法部的監督;外交部和發展援助部(Entwicklungsministerium)也是相互補充和牽制的關係,一般會分屬兩黨。
根據未經證實的消息,外交、經濟和數字化等部將由基民盟負責;社民黨將執掌財政、國防、司法等部;基社盟則領銜內政、科研以及食品與農業部。
默茨:多年的“媳婦”熬成“婆”,出師未捷名先損
黑紅聯合執政的正式協議業已敲定,默茨成爲下屆德國總理已成定局。
從1972年加入基民盟到2025年入主總理府,默茨的政治仕途曾有過很大的起伏,而分水嶺就是千禧年後的第四年。
之前,他的政途可謂一馬平川,順風順水。
2000年,科爾因“獻金醜聞”辭去黨的名譽主席一職,其繼任者朔伊布勒(Wolfgang Schäuble)也隨之下臺,基民盟一時羣龍無首。
這個局面的兩位直接受益者是“新生代”的默克爾和默茨:前者當上了黨主席,後者就任聯盟黨議會黨團主席。倆人雄心勃勃,很快成爲“你死我活”的競爭對手。
擁有黨內少壯派及若干“長老”支持的默茨,嚴重低估了默克爾的政治手腕,2004年被迫離開黨內領導層,2009年退出政壇,之後自我放逐10年之久。期間,他重操律師職業,2016年起還擔任過全球最大投資管理公司“貝萊德集團”(BlackRock Inc.)德國區負責人。
2018年,默克爾辭去黨主席。默茨看到復出的機會來了,宣佈參與競爭黨魁一職,可兩次均敗給在黨內被劃爲默克爾陣營的候選人:第一次輸給克蘭普-卡倫鮑爾,三年後(2021)又輸給拉舍特(Armin Laschet)。直到在2022年的第三輪競選中,時年66歲的默茨才終於坐上黨內的第一把交椅。
雖然他一直否認或避談,但“雪恥”無疑是他放棄相當成功的商業仕途、殺回政壇的最主要動力。而且,擔任黨魁只是“階段性”勝利,他的終極目標就是總理府。
如今他勝利在望,多年的“媳婦”就快熬成“婆”了。
但在大選和組閣的最後衝刺階段,默茨也爲此付出了不小的代價,特別是聲譽方面。
政客中一般有兩類人:第一類人追求權力是爲了實現某種政治目標,即通過掌權來推動理念的落實;第二類則是爲了權力本身而追求職位,而且一旦謀得就再難放下。
曾幾何時,在不少德國人眼裏,默茨屬於第一類,而默克爾屬於第二類。現在,人們發現,爲了入主總理府,默茨可以輕易改變政治初心和承諾,甚至不惜借用極右勢力之手來達到目的。
德文中“Ein Mensch. Ein Wort”翻譯成中文就是“一諾千金”的意思。如今,這句德語被惡搞竄改,變成“Ein Merz. Ein Wortbruch”,翻譯成中文可以是“默茨食言”或“默茨=食言”
“食言”如今似乎成了他的另一個政治標籤。
例一:大選最後階段,爲了與右翼勢力爭奪選民,爲自己和聯盟黨造勢,默茨借用難民行兇造成人員傷亡的惡性事件,在第一時間推出緊縮移民政策的所謂的“五點計劃”,其中相當部分與極右選項黨(AfD)的立場幾乎一致。選項黨直接指出默茨就是在照搬和“盜用”他們的主張。
不僅如此,讓民主派目瞪口呆和義憤填膺的是,默茨爲了在聯邦議會通過自己的動議,居然不惜利用選項黨的票。這不僅進一步增加了選項黨的熱度,更違反了他本人去年11月作出的“不與選項党進行任何形式合作”的承諾。
例二:默茨接手基民盟時,該黨的核心主張幾乎已被掏空或磨盡,綱領基本上只剩以下兩條還在吸引着選民:1)支持以“債務剎車”(Schuldenbremse)爲核心的穩健財政政策,2)反對任何形式的增稅措施。默茨還增加了第三點,以此與社民黨和綠黨劃清界限:徹底擺脫默克爾的難民政策。
雖然他偶爾暗示爲了各州的利益可以討論修改“債務剎車”,但他明確表示,這絕不會發生在他總理任期的開始階段。即便在大選結束後的頭兩天,他還劃下了紅線:“在可預見的未來,我們不可能改革‘債務剎車’。如果真的要進行改革,那將是一項非常複雜且困難的工作。”
然而,這一誓言僅僅維持了幾天。默茨很快與社民黨達成一致,同意撥款5000億歐元用於基礎設施投資,併爲加強國家安全而允許無限制地借貸。
他似乎完全忘記了自己向選民承諾過的一切:進行誠實的財政清賬,全面審查所有政府支出,儘量靠每年的稅收進項(即1萬億歐元)來維持政府運作,而不過度依賴借貸。
例三:改革“債務剎車”法規就必須修憲,而修憲則需要議會三分之二票的支持。可聯盟黨與社民黨在議會的席位加在一起不夠三分之二,因此還必須得到綠黨的支持。綠黨乘機獅子大開口,迫使聯盟黨同意從“特別投資基金”中撥出1000億歐元用於現有的氣候與能源轉型。
綠黨的“生態民粹主義”原來是默茨所不齒的,因爲他一直強烈反對綠黨的經濟政策,竭力主張“經濟優先”和“經濟轉型”,而綠黨的政策不僅無法阻止德國工業化進程的倒退,反而會加速這一趨勢。
但默茨爲了促成改革“債務剎車”法案,對綠黨作出了很大的妥協。難怪德國記者和作家穆勒-沃格(Hugo Müller-Vogg)這麼評價道:默茨已判若兩人,現在的他是“總理府優先,政策內容其次”(Kanzleramt first, Inhalte second)。
以上案例說明,以前給人印象一直比較“愛惜羽毛”的默茨,如今還沒正式入主總理府,其誠信已經被大打折扣。
這樣的“開局”對德國是禍是福還真不好說。
社民黨:輸了大選,贏了組閣,丟了未來?
2月23日的聯邦議會大選中,朔爾茨的社民黨從上屆議會的第一大黨淪爲老三,得票率暴跌9.3%,成爲大選失分最多的政黨,也是該黨自1890年以來交出的最差一份考卷。作爲一個傳統勞工政黨,它在本次大選中僅贏得了12%的工人選票。
但是,社民黨雖然輸了大選,卻在組閣時成了“贏家”。
首先,它以16.4%的得票率獲得120個席位,與聯盟黨(28.5%)的208個席位加在一起,超過議會絕對多數(316)12票,足以在沒有綠黨的情況下與聯盟黨聯合執政。
其次,由於默茨選前排除了與“選項黨”聯合的可能性,綠黨的得票率又太少,社民黨於是成爲聯盟黨組閣的唯一選擇。有了這個地位,社民黨既可“漫天要價”,也可“待價而沽”。而贏得大選的聯盟黨反而被動,因爲它沒有其他選項。
最後,出乎絕大多數觀察員的預料,大選中得票率與聯盟黨相差12個百分點的社民黨居然分到了7個部委。真可謂:贏了大選,輸了組閣。
社民黨聯合主席克林拜爾(Lars Klingbeil)一方面營造和諧氣氛,表示與基民盟主席默茨相當默契,同時對本黨“先輸後贏”的局面忍不住搓手竊喜,他說:“當歷史來敲門時,你必須開門。”但這並不能央視社民黨存在的根本問題。
大選後,社民黨聲稱要邊談邊改。“邊談”是指與聯盟黨商談聯合組閣事宜,“邊改”是向廣大選民和黨內基層表達總結經驗、改正錯誤(人事和政策)的決心。
現在黨內黨外都發現,社民黨在“邊談”方面的確在快馬加鞭:與聯盟黨相談甚歡,進展迅速,大有不惜代價都要參與執政的架勢。但在“糾錯”方面卻不見動靜,譬如,被社民黨青年組織(Juso)主席特莫(Philipp Türmer)指責爲“敗選設計師”的黨主席克林拜爾不僅沒有引咎辭職,反而被推舉爲社民黨議會黨團主席,並領導了與聯盟黨的組閣談判,最後還近水樓臺,爲自己在政府裏謀得了一個關鍵職位(財長兼副總理)。
在不少選民和黨員眼裏,社民黨已墮落爲一臺純粹的“權力維繫機器”(Machterhaltungs- und Regierungsbeteiligungsmaschine),只爲保住執政地位,毫無願景、理念或戰略。有數據表明,基層黨員仍在不斷流失。
最致命的是,社民黨黨領導完全缺乏對局勢的認知。
社會學家巴特韋格(Christoph Butterwegge)指出,該黨領導的上屆政府已經非常不接地氣,其分配政策導致貧困逐漸蔓延至中產階級,財富日益集中在少數人手中,讓德國社會變得更加不平等、更加分裂。
如今,黨內建制派又把希望寄託在改革“債務剎車”上,彷彿這能解決困擾德國社會的嚴重問題。但是,更多的債務並不能解決貧富分化、財富過度集中、普通民衆中日益增長的挫敗感等問題。
德國新政府“合夥人”:(從左至右)基社盟主席索德爾、基民盟主席默茨、社民黨聯合主席克林拜爾、社民黨聯合主席愛斯肯
社民黨如果只滿足於眼下組閣成功中“雖敗猶榮”的成績,繼續爲這份“僥倖”沾沾自喜,而忽略這次大選失敗的根本原因,那麼,今後很有可能被選民徹底拋棄。
德國自由記者戈斯曼(David Goeßmann)認爲:“1919年的歷史正在重演,當時,社民黨精英在議會批准一戰軍費並支持鎮壓工人起義,同時向資產階級精英靠攏。隨後,社民黨選舉慘敗,失去工人階級支持,客觀上爲納粹上臺鋪路。如今,社民黨再次支持軍費擴張,對底層和異見者展現冷酷,只爲保住權力。這是一場危險的玩火遊戲。”
他甚至稱克林拜爾爲社民黨的“掘墓人”。
結語
“別無選擇”(Alternativlosigkeit)這個詞,是默克爾任內應對危機時的一句口頭禪。該詞有時可被解讀爲“情非得已”,有時則是“勢在必行”。總之,她是想以此來爭取國民和精英們的理解和支持。
默茨在大選結束後似乎也找到了自己的“危機公關”口號:不惜代價(Whatever it takes)。意思是“非常時期,非常手段。”
毫無疑問,今天的世界的確處於一個“非常時期”。那麼,這裏所說的“非常手段”具體指什麼呢?
概括起來說,就是未來準備聯合執政的黑紅兩黨,利用新議會尚未到位,舊議會尚可運營的很短的“空窗期”,聯手未來在野的綠黨,以聯邦議院三分之二的法定票數,修改了“債務剎車”(Schuldenbremse)法規,爲新政府創造了一個前所未有的貸款空間:一萬億歐元。
選前還堅持“債務剎車”的默茨,之所以能在極短的時間內不惜背信食言而決定大量舉債,一定與社民黨的“言傳身教”有關。社民黨對政府拮据的窘境有着切膚之痛,上屆政府正是因爲當時聯合執政的三黨對如何“籌錢”意見不一而破裂的。
默茨此時意識到,面對國內外的嚴峻挑戰,光靠他選前宣揚的“節流”肯定是遠遠不夠的,德國還需要大規模地“開源”。還有,要想讓社民黨同意上他的船,不從根本上解決錢袋子問題肯定是不行的。
《聖經》中《出埃及記》第32章,講述了一個關於“金牛犢”的故事:
摩西上西奈山與神交流時曾離開自己的族人長達四十天之久,以色列人因等待過久而變得不耐煩。他們要求摩西的兄弟亞倫爲他們製造一個可以崇拜的偶像。亞倫收集了他們的金耳環和飾品,用這些金子鑄造了一個金牛犢,並宣稱:“這是帶領你們出埃及的神。”隨後,亞倫還爲金牛犢建造了祭壇,並宣佈第二天爲慶祝日。以色列人開始獻祭、飲酒和跳舞,完全背離了神的教導,差點引來上帝的懲罰。
默茨手中的“大筆錢”未必就一定會轉化爲解決問題的“大手筆”。關鍵要看如何避免浪費和腐敗,如何將錢用在刀刃上,而不是爲了取悅於某個羣體和階層去“大撒幣”,或爲了堵某些財政缺口而“大挪移”。
默茨的開局看似氣勢如虹,然而魔鬼藏在細節中。新政府的計劃中有太多的細節不詳,因而內含的風險很大。
最令人不安的是,今後等人們發現問題時,時間和金錢或許已經浪費了許多,補救也已爲時太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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