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到了一年申请、报考攻读博士学位的季节。

博士学位早已成为进入学术界的基本通行证，读博是大多数打算专做学术者必经的苦修、冒险。每一个渴望能以学术为职（志）业、以学术谋生的人，或许都在决定读博之前听闻过种种关于读博的热议，比如“读博不易”“延毕”“博士退学”“发文比登天还难”“劝你不要轻易读博”“如何处理与导师的关系”等。这些说法和事实困扰着申请者和报考者。他们需要对自己的学术能力和研究方向十分明了，清晰地知道要做什么样的研究，并且能比较全面地想象未来可能遇到的问题。

如今，一个关于文凭的劳动力市场在世界各地都被改变了。

2019年4月，《大西洋月刊》杂志讲述了年轻学者西娅·亨特（Thea Hunter）的故事。她在哥伦比亚大学获得历史学博士学位，原本能像以前的毕业生一样借着这所院校的高点自然而然地找到工作，拿下终身教职。但这不是她的职业版本，她在毕业后担任了几个临时职位。虽然她拼命工作，但每所学校都认为她是兼职的、临时的教职工。她拿不到医保，没法在肺部不适时去看医生。所以她只好用治疗哮喘的方式治疗肺疼，最终被癌症夺去生命。这是一起引起诸多讨论的悲剧。如何在学术竞争如此激烈的21世纪顺利毕业并走上学术之路？有的挑战是由整个学术考核和岗位需求巨变决定的，非一人之力可改变，那么如何为之做好准备？

《心灵捕手》（Good Will Hunting，1997）剧照。

2024年，教育部新增博士学位授予学科点数量创历史新高，特别是专业博士学位数量显著扩容。在推动博士扩招的同时，这也引发社会对博士培养质量的担忧。2000年代的大学生扩招虽然早已成为久远的历史，但是其长期影响让人们对即将到来的博士扩招充满担忧，特别是对由此造成的博士培养质量每况愈下与学历贬值担心。

博士招生的数量与博士培养的质量之间是一对矛盾，在招生数量扩大的情况下，往往很难保障培养质量，反之亦然。特别是当前博士招生、培养与就业的各个环节，都还存在迫切需要突破的制度藩篱和亟待解决的关键问题，就更加需要关注博士扩招带来的培养质量挑战。

本文作者是青年学者马亮，现为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从“博士生”到“博士生导师”是他过去十几年的两个身份转变。以往关于博士的话题大多基于博士生，他在下文中结合博士生、博士生导师以及作为培养单位的高校（科研院所）三个方面来讨论博士扩招带来的挑战，以及三方能做的改变和努力。

撰文｜

马亮

（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

谁可以申请成为博士生：

严进严出或宽进严出

在博士扩招中，专业博士学位的数量明显增加，未来也会在很大程度上重塑博士招生和培养格局。专业学位不同于学术学位，二者的招生对象、培养过程和毕业去向都会有很大差异。学术博士学位往往被称为PhD，即哲学博士，是为了培养未来从事学术研究与专业教育的职业人士。诸如医学博士（MD）、法学博士（JD）这样的专业博士学位，则侧重培养产业界的职业人士，更多关注毕业生通过科研工作来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由此可见，两种轨道的博士培养目的不同，也就要求招生标准和培养过程有所不同。

目前，不少高校在博士招生方面都取代了过去的考试录取制，普遍推行“申请—审核”的招生模式。考虑到博士培养更加注重学生的创造力与创新能力，申请—审核制更有利于发现富有潜力的申请者。否则，不少通过死记硬背而参与闭卷考试的申请者，哪怕取得了高分，也并非攻读博士学位的理想人选。

《美丽心灵》（A Beautiful Mind，2001）剧照。

当然，目前不少高校推行的申请—审核制是一种混合模式，既会对申请者的简历和证明材料进行审核，也会涉及专业知识、英语等方面的闭卷考试和口试。这样一种严进严出的招生—培养—毕业模式，可能不利于不拘一格降人才，也会难以满足未来博士扩招的需求。采取宽进严出的招生—培养—毕业模式，严格按照真正意义上的申请—审核制来遴选博士生，宽口径招生—全方位培养—严要求毕业，可能是未来值得探索的改革方向。当然，在培养过程中设置博士资格考试、论文开题、预答辩等环节，使不符合条件的学生可以退出或“博转硕”，也是招生模式改革后需要配套调整的相关方面。

“真的假的，这么多？”漫画来源《念书，还是工作？》，[法]蒂菲娜·里维埃尔著，潘霓译，拜德雅·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年6月。

博士求学动辄三五年，不少人并不清楚自己是否应该和适合读博。这使一些人读博之后后悔莫及而难以按期毕业，也使一些完全可以读博的人因为信息不对称而擦肩而过。设定类似于大学预科的博士预科，使对博士学位感兴趣的人可以利用三个月或半年的时间体验博士求学过程，避免贸然读博而带来双方的机会成本，可能是值得探索的一个方向。

过去不少人通过在职读博而取得博士学位，但是这样一种情况越来越少，很多高校甚至完全杜绝了这种可能性。这样一种“一刀切”，一方面是为了防止一些人浑水摸鱼，不符合读博条件，却通过不正当手段取得博士学位。另一方面，这也是在博士学位论文评审要求越来越高的情况下，一些高校不得不采取的硬性措施。

市面上，部分不同时期的毕业论文答辩指南（浙江大学出版社，1995年12月；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年4月；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3月）书封。

但是，对于专业博士学位是否也要采取如此严格的全职脱产学习要求，需要在未来博士培养方案中加以探索和进一步明确。考虑到职业人士全脱产读博的难度较大，折中的半工半读模式可能是更为可取的。与此同时，博士学位的学制灵活，弹性较大，一般在3-8年不等，完全可以放长线地在职攻读。

比如，高校可以要求博士生在入学后的第一年脱产上课，而在此后则可以在职读博。或者可以对博士生的累计在校时间提出要求，只要多年累计达到了规定在校时长即可。此外，也可以对取得奖学金的博士生提出全职脱产学习的要求，而对不领取奖学金并缴纳学费的博士生给予在职攻读的权利。当然，这也意味着要打破当前职场对非全日制学历的“有色眼镜”，避免用人单位歧视在职攻读博士学位的毕业生。

与此同时，目前博士招生中普遍设定的年龄门槛也需要随之破除。不少高校对博士学位申请者提出年龄要求，或者通过不成文的规定而歧视“大龄”博士生。公务员考试和职场求职流行的“35岁”现象，在博士申请中也不同程度存在，需要随着扩招而加以调整。

纪录片《象牙塔》（Ivory Tower，2014）画面。

谁可以招收

和指导博士生？

博导的学术视野、专业水平和育才精神，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博士培养质量。博士生不同于硕士生，需要具有更强的独立自主开展科学研究的能力。但是，博士生对博导的依赖性也更强。特别是需要开展实验的理工科专业，博士生的研究离不开博导的科研课题支持，而博导的培养也就至关重要。

博导本是指导博士的一份职责，却成为一种身份象征和资格标榜。中国多数高校规定只有正教授才有资格成为博导，而副教授只有达到一定条件（如获得科研课题、发表学术论文等）才能破格成为博导。只有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等少数高校打破了博导门槛，助理教授就可以担任博导。

在博士扩招后，是让目前的博导指导更多博士生，还是同步推动博导扩容，使更多人可以成为博导？显然，打破博导的资格准入门槛，不分职称地都可以成为博导，是保障博士培养质量的可取之道。这是因为设定博导资格的时代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不应抱残守缺，继续沿用过时的博导门槛。考虑到不少学科的发展突飞猛进，博导也会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完全应该鼓励年富力强的助理教授和副教授担任博导。

《隐身博士》（1991）剧照。

与此同时，专业博士培养需要来自产业界的博导，而不应将博导局限于大学教授。特别是在人工智能等前沿研究领域，财大气粗的大型企业往往更有优势来培养专业博士。在博士扩招的初期，可以试行双导师模式，由大学教授与企业专家“搭班子”指导博士生；或者组建导师组，由多人构成的导师组联合指导博士生。

在博士生与博导之间，是鸡生蛋还是蛋生鸡的问题？显然，首先有了没有博士学位的博导，然后才有了博士学位获得者，进而使博士学位成为博导的“标配”。因此，博士学位不是博导的必然要求，也不应成为企业专家成为博导的阻碍。吸引大学之外的专业人士成为博导，是适应未来博士扩招的有效途径。

博导随着博士扩招而扩容，有利于推动博导之间的良性竞争和优胜劣汰。博士生不再是“一个萝卜一个坑”地同博导“拉郎配”，而是可以在更大范围内选择，也会为博士生提供更多选择。与此同时，要赋予博士生自主选择博导的权利，并允许他们在求学过程中按需更换导师，也会让博导更加关注和重视博士生，并进一步提升博士培养质量。

《学历之死：美国博士消亡史》，[美]赫布·柴尔德里斯著，杨益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23年9月。

摆脱“依附”：

重塑博导与博士师生关系

目前，博士培养方案的各个方面都要适应博士扩招而进行改革，使之更加适应博士生的求学需求。教育主管部门主要关注博士学位论文的质量，通过各个环节的专家评审来层层把关，使博士生、博导和高校都如临大敌，也的确让博士学位论文更加规范。但是，除了博士学位论文的质量以外，还需要追本溯源，更多关注博士招生、师生关系与培养过程等方面。

在赋予博士生自主选择权的同时，也要强化博导的自主选择权。目前流行的申请—审核制依然是学院、专业系和研究所说了算，而不是博导本人对博士生说了算。为了不浪费招生指标，博导通常不得不“矮子里面挑高个”，确保录取的博士生都有博导。但是，博导要对博士生负有“无限责任”。博导需要负责博士生在学期间的指导和资助，还要对其毕业后的学位论文质量和求职负责，甚至往往扮演了心理咨询师和家长的角色。让博士生与博导各归其位，而不是硬性“捆绑在一起”，才能打通博士培养质量提升之路。

不少高校为了解决博士培养经费问题，规定博导需要每年缴纳数万元乃至上十万元的“培养费”，使师生关系进一步扭曲和异化。一方面，博导对博士遴选缺乏自主选择权，师生匹配度并不高；另一方面，博导还要支付不菲的“培养费”，并要对博士培养负有“无限责任”。

在这样一种权利义务严重不对等的情况下，理性的人不应追求成为博导，也不应希望博士扩招。但是，实际情况是各大高校千方百计地争夺博士学位授予点，博导也不遗余力地希望扩大培养规模，甚至为招生名额争得你死我活。

《卡里加里博士的小屋》（Das Cabinet des Dr. Caligari，1920）剧照。

之所以会出现这样一种令人难以理解的境况，就在于不少博导将博士生视为可以利用的“廉价劳动力”。缴纳了巨额“培养费”的博导，也往往会尽可能从博士生身上寻求补偿。比如，一些博导会承接横向课题来“赚外快”，而博士生则成为博导完成课题的廉价乃至免费的劳动力。这使博导“老板化”，也使博士生“打工化”，由此形成了“老板”与“打工人”之间的畸形师生关系。

换句话说，高校管理部门看透了博导与博士生之间实质性的“劳资关系”，堂而皇之地收取所谓的“培养费”也就不足为奇了。毫无疑问，博士培养不应是类似于中小学或职场的强管控关系，也不应是完全放任自流的“放养”，而应在二者之间找到最合适的区间。扭转这样一种畸形的师生关系，让博士生能够获得真正意义上的独立自主性，而不是依附于博导的从属，是提升博士培养质量同样值得关注的问题。

《文博士·阳光》，老舍著，译林出版社，2012年5月。

未来不可或缺的改变

纪录片《象牙塔》（Ivory Tower，2014）画面。

在博导“剥削”博士生的另一方面，则是博士生培养的“降格化”。不少人嗟叹大学“高中化”，大学生依然是长不大的孩子，也要不定期地开家长会。同样地，博士“本科化”乃至“高中化”的现象也值得警惕。比如，有高校要求博士生在办理国际学术会议的审批手续时，要求导师和家长签字同意，并办理请假手续。

博士生取得博导的同意确有一定必要性，毕竟这通常需要博导资助，博导也可以把关学术会议的水准。但是，要求家长签字同意，则等于默认早已成年甚至步入而立之年的博士生还未成年，出国依然需要得到家长的同意。

当然，这也是高校避责或卸责的一种表现，即告知家长并征得同意，由此规避可能出现的任何责任。这样一种制度设定，反映了不少高校培养博士生管得过多过严的问题，也是较为普遍的一种做法。

西方国家的不少大学都将博士生求学视为一种工作，发放的签证也是工作签证，而不再将其完全视为学生，更不是需要家长监护的未成年人。采取类似的培养姿态，让博士生回归其作为成年人应有的样子，也是未来提升博士培养质量需要关注的问题。

《毕业时刻》（2011）剧照。

博士培养质量涉及多个方面，以上探讨主要关注招生、博导和师生关系，而培养方案、课程设置、资源共享、质量把控等方面也有进一步完善的空间。比如，博士的培养方案应不断更新完善，特别是专业博士学位培养方案应加强高校与产业界的协同设计，使之适应最新发展趋势。再如，博士生的课程安排与授课模式也需要脱胎换骨改革，使之适应以大语言模型为代表的新一代人工智能技术要求。诸如此类的调整和改变，是博士扩招后确保和提升博士培养质量不可或缺的，也是当前和未来一段时间博士培养体制改革的题中之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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