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题：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保障论坛暨《中国养老金发展报告2024》发布式

　　12月26日金融一线消息，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保障论坛暨《中国养老金发展报告2024》发布式在北京召开。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社保研究中心执行研究员、中国式现代化研究院副研究员高庆波出席并参加学界研讨“企业年金发展20周年与改革路径”。

　　高庆波指出，企业年金制度的设计理念，古典也好，行为也好，现实的发展需要把它们融合起来，共同实现我国多层次、多支柱变革的协同发展。

　　高庆波表示，在某个意义上讲，人口老龄程度的加深才是导致今天养老金制度变革的根本原因，正是因为现收现付制能调整的制度参数范围有限，所以才需要企业年金与个人养老金制度，也是发展主权养老基金和储备养老基金发展的理论根源所在。

　　以下为高庆波发言实录：

　　各位尊敬的来宾下午好，很高兴有机会跟大家汇报最近关于企业年金理念的一点思考。不当之处，还请大家批评指正。

　　今天的主题是企业年金制度设计理念——从古典到行为，它源于我最近正在写的一篇小文章。首先，向大家首先介绍一下为什么会写这样一篇文章，它诞生的思路历程大概是什么样子的。

　　作为养老金研究者，我们对古典理念是非常熟悉的。无论是萨缪尔森的生物收益率还是艾伦条件，都是古典养老金领域的基础问题。如果从这个视角来看，世界各国企业年金制度在100余年的历程当中，其制度设计的核心理念的基础在于以税收优惠政策为核心。但是，在现实世界中，我们可能会发现，世界范围内以税收优惠政策为核心的这些国家的企业年金制度，哪怕是在发达国家，均面临着制度发展的上限——覆盖率到了一个数值以后是很难再升上去的。第二个问题是，我国企业年金面临的发展发力问题。如果用一句经济学术语来说就是制度没能实现预期中的变迁。当理论与现实发生明显分歧的时候，既有理念是不是需要验证？这就是这篇文章的来源。

　　具体的切入思路，在于科斯先生的社会成本问题所引发的一系列思考。首先，给大家分享一个故事，就是科斯先生在社会成本问题中提出的火车与农场问题。当时火车喷出火星，烧毁了周围农场的秧苗。如果双方可以协商，二者总能达成平衡。如果不能协商的话，总有一方利益受损。科斯认为，只要交易成本为零，当事人之间的谈判可以产生资源配置最优的结果。后来德姆赛茨将其总结为科斯定律。

　　后来，张五常在有一个新的结论，他在日本的时候发现，火车赶走了沿线的飞鸟，周边的农场产量更高了，火车与农场的问题已经不再成立了。于是，其将之称为火车与飞鸟问题。张五常先生的这个发现提醒我，要注重一个问题存在的条件限制。

　　再回到社会成本问题，将会发现，当我们讨论交易成本为零的时候，或者交易成本不为零的时候资源配置的问题，但我们还漏了一种现象，那些没有发生的交易呢？或者说没有产生的制度变革呢？这就是这篇文章的起点。

　　具体到企业年金制度，作为一个未能达成预期的制度，首先需要讨论的是，古典的理念。在支持企业年金制度的经济学者中，有着太多耳熟能详的名字。比如Feldstein先生，他是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在很长时间里他也是世界排名第一的经济学家。比如Holzmann先生，他是世界银行三支柱和多支柱理念的提出者。如此数量众多的学者告诉我们一件事情，从经济学的视角上，无论对于国家、企业、和个人，建立企业年金制度和参与企业年金制度在经济上都是有利的。

　　另外一种常见的视角来自管理学，企业年金计划被看作企业内部管理行为，有两种有利效应——激励效应和甄别效应。那么，面对着这样一个理论上都是优点的制度自然产生了一个疑问，为什么理论和现实之间存在着如此大的分歧？

　　如果一个制度没有发生变迁，可能存在两种情况：一是理念是否有成立的潜在约束条件？二是理论上是否遗漏了关键的要素，在这里我们主要探讨第二情况，到底可能漏了什么？

　　在古典经济学当中，以及很多制度设计理念当中，是不讨论参与各方的决策认知能力的，要么假定理性预期，要么假定信息成本为零。但是，这种假定的问题在于，这种假设距离现实太远。原因在于，在养老金市场上做出合格的决策能力是非常困难的事情。在任何时期，金融知识的欠缺其实都是一种常态，因为金融知识的欠缺既是绝对概念，也是相对概念，它的理论基础我们可以参考尤金·法玛提出来的有效市场理论。

　　既然普通人很难，专业人士会不会好一些？我在这举了一个世界银行的例子。需要说明的是，我没有批评的意思，因为按照专业的视角来看，其实两次预测虽然名字一样，都叫以中国养老保险制度隐性负债为题，但是实际上环境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是对于普通人来说很容易误解为就是一个东西。世界银行1997年做IPD预测的时候，认为中国的IPD水平是GDP的44-66%，到了2005年的变成了110-145%，这是最顶尖的专业机构只隔了8年给的结果，只差8年！而且，背后关于基准假设的中国GDP的预测，与现实的偏差更大。这件事情告诉我们，即使是专业内人士，在做预测的时候其实更重要的是趋势的判断，而不是具体的数据。这就是古典的困境。

　　接下来讲行为。在1974年的时候，就是美国ERISA法案颁布的那一年，401（K）制度诞生的前四年，两位诺奖得主有一个新的关于决策行为的发现。假设存在两种选择，一种是240元的确定收益和25%的概率损失1000块钱之间做一个选择；第二种是75%的几率损失1000块和740元的确定损失之间的选择，过去的经典经济学理论和实践检验的结果截然相反，由此诞生了一九七九年得出的前景理论，并在此后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它有三个基础假定，在企业年金制度各位专家们提到的自动加入机制核心的内容用的就是行为经济学中两个假定。一是有限理性，二是缺乏自我控制。有限理性可以参考前面缺乏决策认知能力的部分内容；至于缺乏自我控制能力，行为经济学家们最喜欢举的例子就是超重，影响营养金字塔人尽皆知，但管不住嘴的人到处都是。乃至吸烟、酗酒、刷手机等成瘾行为大家都知道，但是知易行难，不外如是。

　　基于这两个理念，1994年的时候第三位诺奖得主Thaler先生提了一个建议，建议对401k制度引入自动加入机制。后来，Thaler和Choi等人做了很多的实验，结论是自动加入机制在极大程度上提升了企业年金制度的参与率。2004年，他们做了一个新的实验，其中设计了自动提升缴费率的机制。研究发现：实行自动加入机制的特征在于，如果制度让参与者申请加入结果他不加入，如果制度实行了自动加入机制变成申请退出，劳动者不退出；如果让劳动者自主选择费率，那么他选择默认缴费率，而不会提升缴费率，如果制度自动提升缴费率，但他可以选择不提，结果是他照样跟着提升费率。那场实验的结果是，在两年多的时间中，缴费率已经提到11.6%了。

　　在这一理念的指引下，2006年的时候自动加入机制写出了美国PPA法案，在图中我举了一个NEST的例子，NEST是2012年正式成立，我是按照2008年英国中提出自动加入算起，从那个时候算起，覆盖率已经从58%提升到了88%，了解国际情况的都知道，58%的覆盖率已经是绝大多数国家企业年金制度发展很多年都达不到的目标。

　　最后，我把刚才略过没有说过的东西放在一起，是不是古典已经结束了呢？我认为不是。无论是生命周期假定也好，世代交替模型也好，他们依旧是古典经济学理论分析的基础，把它动态化以后就是很多模型的核心理念。行为经济学告诉我们建议的力量和展望的力量，会很大程度影响行为，但是制度的基本发展依旧会受制于古典假设。至少到今天为止，我们国家的企业年金制度只有一年达到了实现制度变迁的外部条件。但是我非常喜欢泰勒先生的一句话，是时候拥抱那种以经验或者以实践为基础的经济学了，回归本原，回归亚当斯密。泰勒先生这句话写于2016年，此后一年，他也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

　　按照我的标题到这应该就结束了，但是我最后还是强行加了一个狗尾巴，算是狗尾续貂。企业年金制度的设计理念，古典也好，行为也好，现实的发展需要把它们融合起来，共同实现我国多层次、多支柱变革的协同发展。在某个意义上讲，人口老龄程度的加深才是导致今天养老金制度变革的根本原因，正是因为现收现付制能调整的制度参数范围有限，所以才需要企业年金与个人养老金制度，也是发展主权养老基金和储备养老基金发展的理论根源所在。作为我们国家多层次多支柱养老保险制度的有机成分，无论在任何一个时候，都不适合某一制度单兵突进，具体的政策建议细节还请大家参考报告。

　　谢谢大家的聆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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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王馨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