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自：上观新闻

崔鸿生，上海汽轮机有限公司质保部退休技师。著有《见物遇事说俗语》《小学生写作词林》。现为国际华语作家协会会员，江川文学社社长，惠南文学社成员。“今日闵行”与崔鸿生老师携手推出“老闵行的故事”。

三大章节、50篇文章、11万字……这是崔鸿生老师两年时间的成果。让我们一起记录闵行岁月，追梦闵行乡愁——

闵行邮电局是闵行人对外联系的通道和窗口，它地处沪闵路与一号路的交会处，占了一个好地方。我是1968年从上海分配到闵行工作的，进镇第一眼就看到了闵行邮电局。我第一次走进邮电局是1968年12月中旬，那天，我拿到第一次学徒工资17.84元，因为家里兄弟姐妹多，父母要我拿到工资后给家里寄10元钱，自己回去一次，徐闵线车子来回要八毛钱，汇款十元只要一毛钱。从此我差不多每个月都要进邮电局给家里汇一次钱。

1970年底，我满师了，拿到36元工资加5元附加工资。我进闵行邮电局给自己订了一份《解放日报》，那时我是车间学马列小组组长，天天要写稿子，要给大家讲解，我用报纸上剪下的“小资料”和从其他书籍上摘录的资料编了本内部参考用的《学马列名词解释》。

1976年，全国掀起了学习高潮，尤其是学文学之风更是高涨，我也先后参加了浙江的《文学青年函授》《黑龙江文艺函授》和《南京诗歌函授》，这些都是通过闵行邮电局来传递的。不久，我又在邮电局订了一份《文学报》，看到报纸上有什么大教授我就去请教，我曾经给复旦大学几位老教授去信，向他们请教一些问题，他们都用毛笔写了回信给我，鼓励我努力学习。后来我爱上了编写词语，通过报纸、邮电局，我结识了南桥小学副校长，他时任上海县教育局巡视员，《儿童文学》《小学生作文》杂志主编，我还专门前去请教。

读了几年书后，我编写了一本《写作常用词语》就开始天南地北地投稿。那时候稿件邮寄是100克一分半邮票，一本书也就是一角几分钱。一次我去闵行邮电局寄书稿，一位女营业员对我说：“师傅，不好意思了，现在稿件邮费涨价了，跟平信一样，每20克八分钱。”她见我犹豫了一下，说：这次我给你原价。三个月后，我再次去邮电局寄书稿，还是那位女营业员，她说：我给你优惠点，二角钱。我支持你写书，祝你成功。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闵行邮电局开始搞邮政储蓄，存满一定金额给一张奖券。一等奖，长风公园附近25平方两室户，价值5万元；二等奖，长风公园附近15平方一室户，价值3万元，我也和许多人一样排队存了几份，当然也没中奖。1995年前后市面上炒股成风，厂里好多职工上班都溜出去炒股，许多医生也是一边看病一边听股市行情。厂里把大门关得很紧，于是证券公司又搞出了个电话委托炒股，每个月收取15元手续费，这一下，厂里的电话90%以上都被炒股占线了，耽误了生产。厂里就买了台设备，将这些炒股电话号码全锁了。

那时我也迷上了炒股。由于工作关系，我每个月有几次要去上海长乐路的计量局送取仪表，仪表局对面有家金华证券公司，我就在那里开了一个户头。资金转移很成问题，这时邮电局正好发行定活两便大面额存单，500元，1000元两种，这极大方便了我转移资金。后来这种很受欢迎的定活两便大面额存单，不知什么原因停止使用了。

2000年开始，我迷上了写小说，这时我已经用上了电脑，我开始用挂号信邮寄小磁盘去上海文艺出版社和外地的几家出版社。2010年后，我用电子邮箱投稿了。电脑、手机的普及使得我很少再进闵行邮电局了。闵行图书馆有阅览室，社区有阅览室，电脑、手机占了人们大多的阅读时间。邮电局的功能快速衰退了，订报纸的人少了，路边的报亭也拆除了，电报是早就没有了，信件也被电子邮件替代得差不多了，邮寄包裹更是被铺天盖地的快递小哥占领了。

但是不知是什么原因，每当我走过一号路邮电局总要看上它几眼，老闵行的许多地方都变了，闵行百货店、老正兴饭店、美昌服装店、闵行剧院，当然那老街早就没了，而唯独闵行邮电局还在，而且它的房子脸面没有大变，尽管它现在在卖手机，但对我们老一辈闵行人心里还是一种安慰。现在每半年，我还会去闵行邮电局订一份《报刊文摘》，解解生活中的寂寞，了解一点社会信息，当然更多的是我对闵行邮电局有着一份割舍不了的朋友般的友情，闵行邮电局，你陪伴我走过了半个世纪的风风雨雨。

写于2019年3月14日

作者：崔鸿生

编辑/初审：赵若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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