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阑夕

杭州公司的黑科技叙事还在继续。

在余杭区高质量经济发展大会上，Rokid的创始人戴着自家的智能AR眼镜Rokid Glasses登台，因为眼镜内置了提词器功能，直接将讲稿投影在了透明镜片上，演讲者全程“脱稿”输出，完全摆脱了讲一句话低一次头的演讲模式。

现场视频很快爆了，不光是评论区刷满了科幻照进现实的惊叹，各家央媒相继下场的集中报道，也把Rokid推到了国家名片的位置上，并在一夜之间改写了国产AR行业多年来“雷声大雨点小”的僵持格局。

然后就是量产消息的出来，没过几天，Rokid宣布和消费电子制造商蓝思科技达成合作关系，将由后者代工生产Rokid Glasses，计划趁热打铁的吃下即将打开的AR眼镜市场。

中国的科技创新，越来越走向产业密集型的模式，一个想法从诞生到落地，只要中间的创新成本够低，就能跑出够多的商业化产品。

如果说美国的资本密集型创新是用金融去为创新输血支持，那么中国市场的创新就是背靠完善的工业配套体系，为所有的“建造者”提供实现的可能。

这和说好的“软件吞噬世界”不一样啊。 

2011年，网景公司的创始人马克·安德森刊发了那篇著名的社论“软件吞噬世界”，为华尔街追逐所谓高价值链的行为提供了坚实的理论支持。

马克·安德森认为，因为边际成本的结构性优势，软件行业将会成为回报最高的投资方向，没有之一，所以资本市场应该更加激进的鼓励那些去物理化的初创公司，不要去做旧时代的残党。

不能说马克·安德森是错的，在很大程度上，这十多年来的发展确实遵循着他的预判，“FAANG”也成为过美股的风向标，不过，软件从来不能运行在空气里，装载它的躯壳、以及制造这种躯壳的苦脏累活，是不是真的就不重要，唯独这点需要打上一个问号。

Rokid Glasses的初代重量，是49克，做到了和不带AR光机的Ray-Ban Meta几乎等重的程度，同时售价也非常接近，在同一个市场区间正面硬刚，颠覆了过去人们更加熟悉的华强北式错位竞争：用1/5的价格，提供70%的性能。

事实上，Rokid作为一家C轮的创业公司，能和市值排进全球Top 10的Meta“贴身肉搏”，靠的就是工程化的能力。

AR行业是经历过至暗时刻的，Google Glass打出天胡却又出师未捷，为AR技术在消费级市场的应用带来了长达十年的冰期，但Rokid的原型机早就在商业市场达到了量产目标，正是因为坐得了冷板凳，才能在第一时间拿到赛道重开的门票。

Rokid涉足AI的时间甚至比AR更早，明确表示过要追求“Personal AI”，叠加在一起，就可以成为决定下一代人机交互系统的权柄。

比Google更有耐力，比Meta更加敏捷，这么对比忽然有些田忌赛马的意思，但和巨头同场竞争且不落下风，没有硬科技的本事，是撑不下来的，而DeepSeek的爆火和开源，又让Rokid等来了AR+AI的合体时代。

2024年，全球AI眼镜的销量大概是在150万台左右，其中第二代Ray-Ban Meta的单品占比就超过了90%，可以说是创造需求的绝对推手。

但是随着市场规模的打开，2025年的销量预测被大幅提高到了350万台，大模型的能力趋同意味着在眼镜里塞入怎样的AI都不会有太大的使用体验差别，但在一体化AR设计这条技术线上，Rokid Glasses甚至成为了全球唯一同时具有拍摄和显示功能的AI眼镜。

在那篇文章里，马克·安德森引用了经济学家熊彼特提出的的概念“破坏性创新”，认为实体世界将被侵入殆尽，但熊彼特他老人家还讲过创新理论的本质就是“生产要素的重新组合”，没有落后的生产力，只是缺少正确的配置。 

杭州的这一批新生代公司，都是中国创新成本的受益者。

DeepSeek在打掉Token价格的同时，确保了自己留有足够的利润，是因为在有限的资源限制下，研究出了最大化发挥芯片性能的算法方案；

宇树生产的机器狗占了全球70%的份额，售价却只有波士顿动力机器狗的1/10，靠的不是工厂里有廉价劳动力，而是电机驱动的技术领先；

游戏科学在“黑神话：悟空”上的人效比，力压全球所有3A游戏开发商，以致于和估值/收入倒挂的育碧比起来，都显得有点不讲武德；

Rokid能将AI、AR、摄像、播放、传感等元器件全都塞进49克的轻量级设备里，并将价格控制在和不带光机显示的同代产品不相上下，都归功于产业整合的结果。

而且这些“一夜成名天下知”的产品共性在于，都不是概念推动的造物，而是凭借“实机”出圈，甚至将互联网行业“先讲故事融钱，再有产品上市”的规律颠倒了过来，用游戏的术语来讲就是“0帧起手”，上来就是硬实力的展现。

从博物馆到太空站，Rokid Glasses的存在感已经相当突出，因为在企业级应用市场里，Rokid早已针对需要腾出双手工作、同时接受视觉化信息反馈的场景做了大量的积累，而航天员在无重力条件下的操作需求，正好也是AR交互方案的服务目标。

产品做好了，自然会有故事传颂出去，这样的反馈机制，似乎要合理得多。

每当券商主动整理热门产品的供应链组成，都会引起一波概念股的上涨，抛开炒作成分不谈，这套自给自足的工业集成体系，是把创新从图纸变成实物的关键环节，也就是熊彼特所说的，“生产要素的重新组合”，这里的交易费用越低，创新的概率也就越高。

就连Ray-Ban Meta的量产，也是由歌尔等中国厂商代工完成的，弗里德曼在“世界是平的”一书期间，在中国待了不少时间，他曾有机会采访沿海城市的官员，而后者对他说了一番现在看来极富远见的话：

“市场经济的规则就是，如果某个地方拥有最丰富的人力资源和最廉价的劳动力，全世界的企业和商机都会到这里来。在制造业方面，中国人最初是雇员，为外国制造商打工，几年之后，我们学会了所有的生产流程，我们自己也开始办公司。软件行业也是一样。这就像盖大楼一样，今天，你们美国人是设计者和工程师，发展中国家只是泥瓦工，但是我希望有一天我们也成为建筑师。”

后来弗里德曼说，中国人的确看到了世界的变化，但是美国人未必反应得过来。 

当然，就像Meta要找中国工厂量产商品，很多中国公司也得去美国交易所上市，只要比较优势理论还没有失效，全球化的分工模式就不会轻易崩坏。

但在创新这件事情的发生上，那些曾经坚如磐石的常识，都在得到重新定义。

比如创新只和天才的头脑有关——苹果的CEO蒂姆·库克在做客“60 Minutes”时说过一句伤害性不大、侮辱性极强的话：“在美国能找到的模具工程师最多也只能填满这个演播室，但中国的模具工程师可以坐满整整两个足球场。”

量变引起质变，当一个市场、一个国家拥有了如此丰富的动手能力，有价值的想法，就不会只被山巅之城垄断。

从创始人的背景来看，Rokid是标准的工程师出身，梁文锋之前一直在搞量化基金，王兴兴因为英文不好落榜浙大，冯骥在腾讯做的氪金游戏至今仍是“黑历史”，他们都不是英雄史观下的孤胆天才——就像我们在传记作品里看到的那种人——而是老老实实的闷头做题，直到做到了一张改变命运的卷子，开始兑现个人愿景和时代机遇的交易。

至于软件有没有吞噬世界其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世界将会变成怎样，是只有亲手参与的人和事才有权决定的，在DeepSeek奇迹般的“压榨”H20之前，英伟达最大的威胁者Groq之所以进入芯片设计领域，也是因为在写软件时意识到现有芯片无法解决的问题，于是挽起袖子下场造物。

Rokid在做硬件堆叠的同时，也开发了足以对应不同产品的YodaOS-Master系统，从芯片优化、硬件设计、软件架构、AR算法等方面重新塑造一款眼镜所能赋予人类的能力，软件和硬件从来都不是厚此必然薄彼的关系，或者说，对于会因创造什么新的东西而感到无比兴奋的人来说，他们真的不会在意代码和电路板之间的差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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