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深响 林之柏

被动或主动，鞋服行业正在环保之路上越走越勇。

SHEIN表示通过在仓储物流环节资源回收利用，半年内能减少113.8吨碳排放；安踏表示争取在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目标，比国家制定的时间表早了整整十年；波司登宣布制定短、中、长期ESG规划，终极目标是推动产业实现净零排放……

但ESG之路并不好走，一方面，过去几年不少品牌传出过“漂绿”丑闻，被爆出借公关手段粉饰环保效果，实则仍在做着高污染生意，严重影响了外界对品牌的信任。另一方面，鞋服生产链十分复杂，各个环节牵涉到不同的原材料、技术和人员，如何制定、谁来制定环保标准也是一个难题。更何况，环保还是一项需要花钱的事业，企业如何在短期利润和长期效益中取得良好平衡？

智利阿塔卡马沙漠里的废弃衣物

两大争议：“漂绿”丑闻与缺乏标准

过去几年，和鞋服品牌ESG宏伟蓝图、各种环保宣传相伴出现的，往往还有层出不穷的“漂绿”丑闻。这一现象在其他行业其实也不罕见，尤其是“漂绿”的重灾区燃油车行业。当年轰动一时的大众“排放门”事件，一度致使大众股价在短短两个交易日内跌近50%。鞋服品牌的“漂绿”丑闻影响力虽然没有那么大，但也值得引起警惕。

观察可以发现，鞋服品牌的“漂绿”丑闻主要发生在以下两种情景之中。第一种情况为了达到宣传目的，夸大环保投入和效果，甚至发布一些欺骗性信息。

最近一个典型案例，是Lululemon。去年2月，Lululemon被爆出生产原材料并不像其ESG报告里所说的那么环保，加拿大竞争局随后正式介入调查。根据Lululemon此前披露的报告，得益于对聚酯材料的循环利用，其在2015-2022年期间减排幅度高达78%。但非营利组织Stand.Earth的调查指出，Lululemon在2020-2022年期间，因生产造成的温室气体排放量激增861553吨，主要就是因为其仍在大规模采用无法降解的尼龙面料。

Lululemon当然不是特例，往前数，H&M、迪卡侬等多个品牌也曾被爆出类似丑闻。比如迪卡侬在2022年因为涉嫌误导性宣传遭到荷兰市场监管机构调查，调查人员指责该企业给普通材质生产的产品打上“生态设计”标签；H&M则在几乎同一时间遭到挪威消费者管理局的指控，该公司旗下的“Conscious系列”产品号称采用可持续采购材料制成，但并没有提供具体的样本、采购数据作为佐证。

多个知名品牌都曾深陷“漂绿”丑闻

第二种情况，则是隐藏关键信息，如产品原料、加工方式等，或使用一些指向不明的术语，以规避监管机构检查、误导消费者。

比如耐克，在2023年遭到美国环保人士Maria Guadalupe Ellis的起诉，指控其并未对所谓的“Move to Zero”标签提供详细解释。当时，耐克对在售的超2400款产品打上象征零碳排、零废弃的“Move to Zero”标签，但并非所有产品都标明了使用的可再生材料比例，Maria Guadalupe Ellis怀疑当中可能只有约239款产品标记符合环保标准。

虽然经过长达近一年的审理后，美国当地法院以原告缺乏证据为由驳回了这项针对耐克的诉讼，但层出不穷的“漂绿”事件，依然给耐克等品牌苦心建立的环保形象蒙上了一层阴影。至于针对Lululemon的调查，直到现在仍没有最终定论。这背后，指向了鞋服行业环保工程的另一大难题——缺乏统一标准。

什么样的面料、怎样的生产工序才算环保，企业的ESG报告需要详细到什么程度，乃至监管机构的职权范围到底如何划分，目前在业内都没有完全达成共识。在回收二手、废弃物料和研发新型材料的过程中，会耗费多少额外资源，是否真的能减少总碳排放量，更是一本很难算清的环保账，品牌也得在投入和利润中寻找平衡。

考虑到这些现实情况，目前也只有一批头部品牌敢喊出碳中和目标，要实现整个行业的绿色生产、良性循环，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不过随着时间推移，我们还是可以看到一些可喜的变化：比如品牌披露的ESG报告越来越细致，成品和二次回收产品的标识和追踪信息也愈发清晰。太平鸟就承诺到2030年之前完成100%产品的碳足迹信息标记，波司登对“骄阳”系列产品进行了精确到KG/件的碳足迹标记，这些措施都有利于提高企业ESG工程的透明度，重拾公众信任。

当然，光靠品牌的努力也不够，还得发动上下游产业链合作伙伴一起转型，曾受到“漂绿”丑闻影响的H&M就宣布和投资集团Vargas Holding合作成立纺织品回收工厂，并和美国特种聚酯供应商Selenis合作，处理回收物料；监管机构也得不断细化各项规则，建立统一标准，比如出了名严格的欧盟就在去年出台了专治“漂绿”行为的《为绿色转型赋能消费者》方案，对“零排放”、“碳中和”等措辞的使用情景做出了详细要求。

四个方向：面料、生产、门店和宣传

目前，鞋服企业的ESG环保工程，主要有四个发力方向。

第一是提高原材料的环保属性。鞋服企业每年需要消耗大量纺织、皮革、尼龙等原材料，其中不少面料的可降解度都很低，难免会环境造成压力。研发环保面料，可以说是从源头减轻污染源。

具体而言，主要有两种方式。一种是自主研发新型环保面料，这些材料要么采用可再生资源、可降解材料，要么减少化学物质的使用，以减轻环境污染。比如波司登开发的100%生物基尼面料，主要由纤维素、植物油等可再生材料制成，更容易在自然环境中降解；阿迪达斯和PUMA则选择和芬兰的创新材料企业SIPNNOVA合作，开发不含染色、漂白化学剂成分的“SIPNNOVA复合纤维”，比如阿迪达斯TERREX HS1系列、PUMA的Sports Style系列等都在使用这种新型材料。

另一种方法，则是对二手面料、废旧产品进行循环利用。比如耐克经典的Air系列，承诺对90%以上的鞋底生产废料进行循环利用，Space Hippie系列则主要采用生产中的边角料作为原材料；SHEIN旗下的evoluSHEIN系列，则采用从回收塑料废料中提取的纤维面料。为了追赶潮流，要鞋服品牌减少生产量并不现实。要是能对过剩产品、废弃原料进行再利用，也算是一种折中之策。

阿迪达斯TERREX HS1系列、耐克Air系列等都在环保面料 图源：微博

第二，低碳生产。传统的鞋服生产线，不仅极度依赖石油、天然气等化石能源，对水资源的消耗也十分庞大。通过改革生产工艺，尤其是改造印刷、熨烫等环节，便能有效减少能源消耗，减轻环境压力。比如SHEIN从2018年开始大力推行的数字热转印技术，可以在干燥的环境工作，相比传统的丝网印刷能大量减少水资源消耗。据其统计，借助这项技术，SHEIN在过去四年节约了大概59万吨水。

第三，开设新一代绿色门店。这一类门店的环保属性主要体现在日常运营、装修等维度，通过采用环保材料装修、使用清洁能源等形式减少碳排放。而门店作为直接展示品牌形象的载体，也肩负起更多宣传环保的任务，国内几大运动品牌，如安踏、李宁都是这方面的佼佼者。

安踏去年4月在上海武康路开出首家“0碳使命店”，门店装修中保留原墙体和地面，灯具、空调等设备全都采用二手产品，货架、围挡布帘全部采用旧衣物和拼接材料，据悉比常规门店减少30%的碳排放量。李宁则和美的楼宇科技合作运营绿色智慧门店，比如北京李宁中心旗舰店，在美的的技术支持下可以减少空调系统的能耗，“智慧门店管理系统”则可以根据营业的不同时间段、客流量智能调节室内设备运行功率。

安踏首家“0碳使命店”开业后邀请了大量艺术家、环保人士前来打卡 图源：微博

第四，组织环保主题宣传活动、参与公益计划。由于操作形式简单，这也是鞋服品牌参与度最广、传播力度也最大的环保工作。

公开资料显示，大多数鞋服企业都和各国环保组织建立了长期合作关系。比如优衣库和中华环境保护基金会合作举办的“净滩活动”，已先后走进上海、广州、深圳等多个城市，联动一大批环保人士和公益组织；SHEIN成立了非营利性组织“SHEIN基金会”，并和非洲收集纺织品基金会（ACT）达成合作，向后者捐赠资金、联合在非洲推出废旧纺织品回收试点计划。

除了合作之外，不少品牌也有自己的招牌项目。像耐克的“Nike Grind”回收项目已经有超过30年的历史，据统计至少回收了超3000万双旧鞋和超1.2亿磅废弃材料。而为了方便消费者参与，耐克还在2022年便和支付宝达成合作，上线旧鞋回收小程序。

耐克长期开展球鞋回收工作 图源：耐克官网

四线出击、出钱又出力，鞋服企业为了啃下ESG这块硬骨头是下足苦工。这背后，当然也有不得不努力的主客观因素。

从客观角度来看，各国监管政策收紧、舆论压力渐增，鞋服企业必须做好ESG工程才能维护好品牌形象。在海外，欧盟是推动环保政策实施的头号主力，先后推出了“禁燃令”、“限氟令”等一系列指令，并开出过多张重磅罚单。在国内，沪、深交易所在去年先后发布了《可持续发展报告指引》，表示将加快完善ESG信息披露规则，被业内视为强制披露进入倒计时的信号。

主观层面上，低碳生产、绿色门店等努力背后，其实牵涉到生产、物流、经营等环节的升级，从长远来看，无疑可以帮助企业控制成本、提高效率，符合长期利益。从这个角度看，环保潮流也相当于迫使鞋服企业加快改革，提升数智化程度。

无论出于主观还是客观因素，环保都是一项长期性、整体性工程。而这里面，“自觉”是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