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 源媒汇 童画
为了加快数字化转型,做好金融“五篇大文章”,金融机构开始加大信息科技(IT)服务项目的对外采购力度。
天眼查信息显示,3月6日,贵州银行发布“应用软件开发服务采购项目(标签管理系统)招标采购公告”,投标文件递交的截止时间是2025年3月27日。
截图来源于天眼查
然而,信息科技服务项目的大量外包也埋下了隐患。2025年1月,贵州银行曾以“系统缺陷导致商业承兑汇票风险事件”为由,将上海睿民互联网科技有限公司(下称“上海睿民”)告上仲裁庭,索赔金额高达5365.86万元。
这场纠纷也抛给业内一个难题:谁应该对金融机构的信息科技项目风险负责?
针对与上海睿民的纠纷一事,3月10日,贵州银行在回复源媒汇询问时表示,“该案件尚在审理过程中,根据相关要求,我司不能透露相关信息。”
超5000万元纠纷原委
贵州银行与上海睿民的超5000万元纠纷起源,还需追溯到“新一代票据业务系统”的出现。
2021年5月,上海票据交易所发布了《新一代票据业务系统业务方案>和<新一代票据业务系统直连接口规范V1.0>》通知,拟对电子商业汇票系统和中国票据交易系统进行全面优化升级,建设承载票据全生命周期业务功能的“新一代票据业务系统”。
在此背景下,包括贵州银行在内的诸多金融机构,开始公开征集IT技术供应商,来完成“新一代票据业务系统”的建设。
2022年4月7日,贵州银行对外发布了“新一代票据业务系统项目供应商征集公告”,要求供应商“根据业务发展需要,在新票据系统改造完成后实现线上承兑、线上秒贴等产品的迭代升级”。
截图来源于天眼查
源媒汇注意到,贵州银行彼时的公告中,对于“潜在供应商资格要求”,包括“具有票交所新一代系统建设经验,参与过票交所新一代系统建设,目前已签约正在实施的首批和第一批新一代系统建设案例不少于5家”等条件。
彼时,上海睿民至少已经签下了苏州农商银行、广州银行、河北银行、郑州银行、南方电网数字电网研究院等多家机构。
五个多月后,即2022年9月29日,上海睿民与贵州银行签署《贵州银行IT技术开发服务采购合同(新一代票据业务系统项目)》,合同金额270万元。2023年4月8日,经过贵州银行双重测试验收,新一代票据业务系统项目完成投产。
谁曾想,在安全运行18个月之后,即2024年10月17日,贵州银行发生了一起商业承兑汇票风险事件。贵州银行认为,是上海睿民开发的产品存在缺陷,导致其蒙受损失,应当承担赔偿责任,赔偿金额约为5365.86万元。
系统缺陷还是票据诈骗?
网上流传的一份上海睿民出具的《贵州银行票据系统商票追索清偿申请漏洞情况说明》显示,贵州银行的票据签约客户——贵州睿胜劳务有限公司(下称“贵州睿胜”),在2024年10月17日开立商业承兑汇票后,收款人当日即发起非拒付追索。系统在未扣划出票人账户资金的情况下,向票交所转发同意清偿报文,资金最终被清算到持票人在不同银行的客户账户,导致贵州银行出现备付金的资金损失。
这次纠纷的焦点在于:谁应该为这起商业承兑汇票风险事件负责?
2022年4月7日,贵州银行曾对“新一代票据业务系统项目”的功能要求提出了9点要求,包括“统一提示付款流程;新系统上线需实现线上承兑、秒贴产品等功能”等。如果这些功能都达标,理论上是不会出现上述票据风险事件的。
因此,贵州银行认为,系统存在设计缺陷,未实现资金扣划与清算的严格同步,应归咎于上海睿民。但后者反驳称,系统已稳定运行18个月,且被30余家金融机构采用,此前从未发生类似问题,并强调项目经过贵州银行双重测试验收。
在中标成为贵州银行新一代票据业务系统项目供应商前后,上海睿民确实还分别中标,成为郑州银行、广州银行、山西银行、江阴农商银行、国投财务有限公司等金融机构的新一代票据业务系统项目供应商,且至今未爆出风险。
争议焦点还指向贵州睿胜。这家成立于2024年9月的企业,实缴资本为0元,且经营状态为“歇业”。异常的交易时点(出票当日追索)与企业背景,令人怀疑是否存在票据诈骗。
信息科技外包问题凸显
此次纠纷折射出金融机构IT外包的共性难题。
事实上,贵州银行近年来信息科技外包规模显著扩大,2022年以来,百万级项目频现,如1217万元的“企业级业务架构建设”、787万元的“服务器采购”等。
贵州银行2025年以来披露的招标信息有19条,其中涉及信息科技外包的有9条,例如“计算机设备和软件租赁服务采购项目(资金业务管理系统及接口维护服务采购项目)”、“数据处理服务项目(2025年-2027年个人税务数据接入及运维)招标采购”、“应用软件开发服务采购项目(标签管理系统)招标采购”等。
其中“百万元级”外部采购的信息科技项目,包括210万元的“应用软件开发服务采购项目”、286万元的“数据处理服务项目”。
然而,外包项目激增与监管能力不匹配的问题逐渐凸显。
根据原银保监会(现国家金融监管总局)2021年发布的《信息科技外包风险监管办法》,金融机构不得外包管理责任与网络安全主体责任,且需加强事前控制与事中监督。但前述贵州银行案例中,系统验收后仍出现重大漏洞,暴露出测试环节的不足。此外,合同金额与潜在风险不匹配(270万元项目引发超5000万元索赔),也凸显权责界定模糊的弊端。
此次纠纷的特殊性在于,系统缺陷与异常交易行为交织,责任界定复杂。若归责于开发商,可能打击金融机构外包积极性;若归咎于银行内控,则需重新审视信息科技外包项目的全周期管理。
有了前车之鉴,对于2025年“百万元级”外部采购的信息科技项目,贵州银行又该如何加强管控呢?如何在创新与安全间找到平衡,将是贵州银行的必修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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